目的 探討骨髓間充質干細胞（BMSCs）作為構建小口徑血管種子細胞的可行性及其誘導機制。 方法 取體重100 g左右雄性SpragueDawley（SD）大鼠后肢股骨和脛骨骨髓，采用原代全骨髓培養(yǎng)法，多次傳代純化，體外擴增后，觀察細胞形態(tài)，并用免疫熒光及流式細胞儀檢測CD34、CD90、CD105細胞因子，鑒定是否為BMSCs。將BMSCs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實驗組使用含全反式維甲酸及二丁酰環(huán)磷酸腺苷（db-cAMP）的低糖基本培養(yǎng)基（DMEM-LG）培養(yǎng)；對照組采用普通的DMEMLG培養(yǎng)。觀察誘導后細胞形態(tài)，檢測誘導后第5代細胞平滑肌α肌動蛋白（SM-α-actin）、鈣結合蛋白(calponin)、平滑肌肌球蛋白重鏈（SMMHC）的表達情況。 結果 原代培養(yǎng)所獲取的細胞經過多次傳代培養(yǎng)后呈長梭形，呈現特征性的漩渦狀生長，檢測CD34陰性，CD90、CD105陽性。實驗組經誘導后的BMSCs生長較緩慢，略呈橢圓形，檢測SM-α-actin、calponin、SMMHC顯著表達；對照組的細胞形態(tài)及生長速度和實驗組BMSCs相似，但不表達SM-α-actin、calponin和SMMHC。 結論 BMSCs在全反式維甲酸的誘導下可向血管平滑肌樣細胞表型分化，可為組織工程構建小口徑血管提供平滑肌種子細胞。
目的 總結非體外循環(huán)心臟跳 動下冠狀動脈內膜剝脫后行非體外循環(huán)冠狀動脈 旁路移植術（off-pump CABG）治療彌漫性冠狀動脈病變的早期臨床結果和經驗，以提 高手術療效。 方法 2003年5月~2006年11月，對83例彌漫性冠狀動脈病 變患者在非體外循環(huán) 下做冠狀動脈內膜剝脫后行off-pump CABG，其中男61例，女22例；年齡55～80 歲（65±7 歲）；加拿大心臟病協(xié)會（CCS）心絞痛分級:Ⅱ級7例，Ⅲ級20例，Ⅳ級56例。有心肌梗死 史36例(43.4%)。冠狀動脈造影顯示:雙支血管病變5例，3支病變78例，其中合并左主干病變 16例。左心室射血分數25%～65%(51%±16%)。 83例共行110支冠狀動脈內膜剝脫，其中 左前 降支系統(tǒng)67支，回旋支、鈍緣支9支，右冠狀動脈系統(tǒng)34支。20例內膜剝脫后先用大隱 靜脈片行左前降支成形，再在補片上用乳內動脈行旁路血管移植;應用左乳內動脈83支，橈 動脈2支，余 均為大隱靜脈，每例移植血管3.9±1.2支。 結果 無手術死亡。術 中移植血管血流 滿意101支(92%)，血流量為22±16 ml/min。術后發(fā)生心肌梗死4例，梗死面積小，無血流 動力學改變，未給予特殊治療。83例患者皆痊愈出院。隨訪75例(90.4%)，8例失訪，隨訪 時間8～50 個月，無心絞痛發(fā)作。8例患者在手術后3～29個月復查冠狀動脈造影顯示：冠狀動脈 內膜剝 脫后行off-pump CABG的移植血管均通暢。 結論 非體外循環(huán)下冠狀動 脈內膜剝脫后行off-pump CABG，安全可行，再血管化程度高，是治療彌漫性冠狀動脈病變 的有效方法。
目的觀察不同劑量的美托洛爾對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CABG）后新發(fā)心房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AF）的預防作用。方法將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8 月在南京市第一醫(yī)院心胸外科 358 例接受 CABG 的患者按美托洛爾給藥劑量的不同隨機分為兩組：A 組口服美托洛爾 25.00 mg/d，共 182 例，其中男 145 例、女 37 例，平均年齡（65.40±10.52）歲；B 組口服美托洛爾 75.00 mg/d，共 176 例，其中男 138 例、女 38 例，平均年齡（63.31±9.04）歲。觀察術后前 5 d 的 AF 發(fā)生情況。結果CABG 術后 AF（post-CABG AF，PCAF）的總發(fā)生率為 22.91%，其中 A 組 27.47%，B 組 18.18%，兩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4）。PCAF 在術后第 2 d 最易發(fā)生。在年齡≥70 歲的高齡患者中，A 組 PCAF 的發(fā)生率高于 B 組，但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18）。在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le ejection fraction，LVEF）低于 40% 的高?；颊咧校瑑山M PCAF 發(fā)生率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76）。結論美托洛爾 75.00 mg/d 比 25.00 mg/d 對 CABG 術后新發(fā) AF 具有更好的預防作用。
目的探討急性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采用深低溫停循環(huán)聯(lián)合順行性腦灌注對患者認知功能的影響。 方法2009年1月至2012年3月南京醫(yī)科大學附屬南京醫(yī)院48例急性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采用孫氏手術（主動脈弓部置換加支架象鼻手術），其中男40例，女8例，年齡（51.3±13.6）歲。手術均采用深低溫停循環(huán)、順行性腦灌注技術。記錄術中停循環(huán)時間、術后蘇醒時間，根據簡易智力狀態(tài)檢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s examination，MMSE）評價患者術前、術后的認知功能。 結果48例患者體外循環(huán)時間（237.3±58.5）min，術中停循環(huán)時間（37.3±6.9）min。手術死亡4例，死亡原因：肺部感染、多臟器功能衰竭、心肌梗死和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41例患者術后24 h內蘇醒，蘇醒時間（15.3±6.5）h。MMSE評分術前為（28.6±1.1）分，術后1周時為（23.6±4.5）分。隨訪31例，隨訪率70.45%，隨訪時間6個月。術后6個月時31例患者MMSE評分為（27.6±2.1）分，較術后MMSE評分大幅度提高（P<0.05），但與術前MMSE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結論治療急性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采用深低溫停循環(huán)聯(lián)合順行性腦灌注技術，可以取得滿意的腦保護效果，但短期內對認知功能可能存在負面影響；只要頭顱CT排除梗塞或出血病灶，這種負面影響在半年內基本可以自行消除。
目的對比分析微創(chuàng)二尖瓣手術與同期常規(guī)二尖瓣手術的早期療效，評估微創(chuàng)手術治療二尖瓣疾病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前瞻性分析南京市第一醫(yī)院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選擇性實施單純二尖瓣手術患者的臨床資料和早期隨訪結果。共納入120例患者，其中男72例，女48例；年齡22～71（42.4±11.0）歲。采用隨機表法將患者分為閉式體外循環(huán)下直視微創(chuàng)二尖瓣手術組（微創(chuàng)組，60例）和常規(guī)單純二尖瓣手術組（常規(guī)組，60例）。微創(chuàng)組所有手術均經股動脈、股靜脈、右頸內靜脈插管建立閉式體外循環(huán)，取右前外側第4肋間長5～6 cm的切口，用特制微創(chuàng)心臟外科手術器械完成二尖瓣修復或置換術。常規(guī)組手術經胸骨正中切口常規(guī)建立體外循環(huán)，完成二尖瓣修復或置換術。比較分析兩組圍術期臨床資料、并發(fā)癥和死亡率。 結果全組無圍術期及出院后近期死亡，微創(chuàng)組平均體外循環(huán)時間[（98.0±26.0）min vs（.63.0±21.0）min]和平均主動脈阻斷時間[（68.0±9.0）minvs.（37.0±6.0）min]較常規(guī)組顯著延長（P<0.05）；微創(chuàng)組術后平均機械通氣時間[（6.0±3.9）h vs.（11.2±5.6）h]、住ICU時間[（18.5±3.0）h vs.（28.6±9.5）h]和術后平均住院時間[（8.0±2.0）d vs.（13.5±2.5）d]較常規(guī)組顯著縮短（P<0.05）。而微創(chuàng)組術后12 h平均胸腔引流量[（110.0±30.0）ml vs（.385.0±95.0）ml]、輸血率[25.0% vs.58.3%]較常規(guī)組顯著減少（P<0.05）。術后隨訪1～24個月，隨訪率94.2%，兩組早期并發(fā)癥發(fā)生率和生存率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結論經右胸微創(chuàng)切口直視治療二尖瓣疾病是安全、可行的。在達到與傳統(tǒng)開胸手術相同效果的前提下，微創(chuàng)手術明顯縮短患者術后住ICU時間和住院時間，減少血液制品使用，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目的分析二尖瓣成形術或二尖瓣置換術治療Carpentier Ⅲb型缺血性二尖瓣反流的臨床經驗，評估該技術的治療方法選擇和中遠期療效。 方法回顧性分析從2000年1月至2014年3月南京市第一醫(yī)院心血管外科308例冠心病合并Ⅲb型缺血性二尖瓣反流的患者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同期行二尖瓣成形術或二尖瓣置換術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215例、女93例，年齡30～78（62.7±11.5）歲。按二尖瓣手術方式分為兩組：172例行二尖瓣成形術，為二尖瓣成形術組，其中限制性瓣環(huán)成形術170例（全環(huán)128例，C形環(huán)42例），交界環(huán)縮術2例；136例行二尖瓣置換術，為二尖瓣置換術組，其中置換機械瓣11例，生物瓣125例。 結果所有患者主動脈阻斷時間（81.9±21.5）min。體外循環(huán)時間（122.0±31.3）min。全組圍術期死亡6例（1.9%）。兩組術中主動脈阻斷時間、體外循環(huán)時間、移植血管支數及左乳內動脈使用率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術后早期結果顯示，二尖瓣置換術組的術后低心排血量綜合征、室性心律失常發(fā)生率高于二尖瓣成形術組（P＜0.05）。術后隨訪1～85個月。兩組中遠期療效中的生存率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二尖瓣置換術組二尖瓣反流程度和再次換瓣手術率均低于二尖瓣成形術組（P＜0.05）。 結論Carpentier Ⅲb型缺血性二尖瓣反流患者行二尖瓣成形術的近期療效較瓣膜置換術好，中遠期隨訪發(fā)現保留瓣下裝置的二尖瓣置換術有較低的瓣膜相關并發(fā)癥發(fā)生率。
目的 分析部分主動脈根部重建術在急性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的臨床效果。 方法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南京醫(yī)科大學附屬南京醫(yī)院共 30 例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累及根部患者行手術治療，其中男 25 例、女 5 例，年齡 27～72（51.2±8.0）歲。夾層近心端施行了部分主動脈根部重建術：部分根部成形+升主動脈置換術 9 例，部分根部成形+升主動脈置換+半弓置換術 6 例，部分根部成形+升主動脈置換+孫氏手術 15 例。術后隨訪 10～60（37.9±3.2）個月。比較術前、術后主動脈瓣反流程度等指標。 結果 全組中無手術死亡發(fā)生，1 例患者術后 15 d 死于肺炎，生存率 96.7%（29/30）。1 例患者隨訪期間死亡，2 例患者因主動脈瓣嚴重反流分別于術后 1 年和 15 個月再次入院行主動脈瓣置換術。截至最后一次隨訪，24 例無主動脈瓣膜反流，2 例少量反流。 結論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導致主動脈根部病變，部分主動脈根部重建術能夠保留主動脈瓣瓣膜的持久性和功能性，可獲得較滿意的早、中期療效。
目的 評估左心房直徑大于 60 mm 的心臟瓣膜手術患者同期行心房顫動（房顫）消融的可行性。 方法 前瞻性納入我科在 2013～2015 年行心臟手術同期房顫消融的患者 306 例。按術中經食管超聲心動圖（TEE）測量的左心房直徑，將患者分為兩組：L 組 [左心房直徑≥60 mm，93 例，男 55 例、女 38 例，年齡（57.0±10.1）歲] 和 S 組 [左心房直徑<60 mm，213 例，男 120 例、女 93 例，年齡（55.2±9.9）歲]。分別在患者出院前、術后 3 個月、術后 6 個月和術后 1 年共 4 個時間點對其進行動態(tài)隨訪。據此分析左心房大小對房顫消融效果的影響。 結果 S 組和 L 組患者在術后 4 個時間點的房顫轉復（竇性心律維持率）分別為 72.8% vs. 75.3%，74.2% vs. 75.3%，78.9% vs. 77.4%，77.0% vs. 77.4%。單因素邏輯回歸分析和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分析結果均顯示，S 組和 L 組在術后 4 個時間點的心律轉復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左心房大小與房顫消融失敗無顯著相關性。 結論 左心房直徑 60～70 mm 的房顫患者外科消融可以取得同樣滿意的房顫轉復，不應作為外科消融的禁忌證。
目的分析低危心臟手術患者圍術期死亡原因，探討提高低危心臟手術患者生存率的防治措施。方法回顧性分析 2014～2018 年 132 例心臟手術后死亡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歐洲心臟手術風險評估系統(tǒng)（EuroSCOREⅡ）評分<4% 患者 35 例（低危手術患者），男 20 例、女 15 例，年齡（62.7±13.4）歲，詳細分析低危手術患者的死亡原因。結果心腦源性原因（60.0%）和感染及器官衰竭（45.7%）是導致死亡的兩大類原因，但意外情況（11.4%）導致的患者術后死亡也不容忽視。其中肺部感染、術后低心排血量是患者術后死亡的主要原因；腦卒中、惡性心律失常及多臟器功能衰竭是患者術后死亡的常見原因；意外事件死亡原因包括食管超聲探頭引發(fā)消化道出血、飲水嗆咳窒息、術后麻痹性腸梗阻及患者過敏體質所致圍術期多發(fā)過敏反應。結論對于低危心臟手術患者，術后需重點關注感染問題以及心腦功能的維護；同時嚴密監(jiān)測各個器官功能變化，預防器官功能衰竭；嚴防意外事件發(fā)生，圍術期治療細節(jié)方面仍需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