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1999年1月至2007年8月，肝移植病人術后門診復查的情況做一總結，通過護理干預，使病人復查得到極大方便，并拓展了護理工作領域，提高了門診護理工作的質量，并提升了醫(yī)院的形象。
目的：探討毒蕈中毒所致中毒性肝炎的臨床表現(xiàn)、治療與預后關系。方法：對3例急性毒蕈中毒患者進行回顧性臨床分析。結果：3例患者均出現(xiàn)中毒性肝炎，2例經(jīng)治療后好轉，1例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結論：中毒性肝炎如導致多臟器損害，預后差；及早洗胃，徹底清除毒物是救治關鍵；血漿置換治療有一定療效，肝移植是最有效的治療手段。
目的 通過建立不同體積供肝的大鼠肝移植模型，探索邊緣性體積供肝大小的適宜范圍，為研究小肝綜合征的發(fā)病機理及防治措施提供一種易于復制的小動物模型。方法 將192只大鼠隨機分為全肝移植組、半肝移植組、小體積供肝移植組及超小體積供肝移植組，每組48只，分別建立全肝、半肝、小體積供肝和超小體積供肝的大鼠肝移植模型。移植術后，4組各抽取24只大鼠用于觀察存活率；抽取12只大鼠于移植術前，移植術后5、15、30、45及60min測定門靜脈壓力；另12只大鼠于術后24h測定谷丙轉氨酶（ALT）水平。結果 全肝移植組的7d累積生存率為100% （24/24），半肝移植組為87.5% （21/24），小體積供肝移植組為37.5%（9/24），超小體積供肝移植組均于術后48h內死亡。全肝移植組術中開放門靜脈后，60min內其門靜脈壓力穩(wěn)定；半肝移植組大鼠在開放門靜脈后，其門脈壓力雖有小幅升高，但仍保持相對穩(wěn)定；而小體積供肝移植組和超小體積供肝移植組開放門靜脈后，其門靜脈壓力均顯著升高，15min時均達到高峰，之后該2組的門靜脈壓力開始回落，至45～60min時逐漸穩(wěn)定。供肝的體積大小與開放門靜脈后5 （r=-0.942）、15 （r=-0.947）、30 （r=-0.900）、45 （r=-0.825）和60min （r=-0.705）時的門靜脈壓力均呈負相關關系（P＜0.001）。肝移植術后24 h，全肝移植組和半肝移植組ALT水平均低于小體積供肝移植組及超小體積供肝移植組（P＜0.05），且小體積供肝移植組ALT水平低于超小體積供肝移植組（P＜0.05）。供肝體積的大小與大鼠移植術后的ALT水平呈負相關關系（r=-0.685，P＜0.001）。結論 大鼠部分肝移植模型中，供肝與受體標準肝臟體積比（GV/SLV）的安全界限為50%，GV/SLV為30%～35%的供肝可視為邊緣性體積供肝，小于30%的供肝可視為超小體積供肝。
目的 探討肝功能為Child A級門靜脈高壓癥患者行肝移植治療后的預后，并與斷流術相比較。方法 回顧性分析1999～2011年期間在四川大學華西醫(yī)院肝移植中心因門靜脈高壓癥行斷流術或肝移植治療患者的臨床資料。根據(jù)手術方式的不同分為斷流組（152例）及肝移植組（43例）。收集患者的術前參數(shù)如年齡、 Child評分、終末期肝病模型（MELD）評分、 總膽紅素、 肌酐、 國際標準化比值、 白蛋白和門靜脈高壓癥并發(fā)癥發(fā)生情況， 以及術中出血量和輸血量、手術時間、入住重癥監(jiān)護室時間及住院時間， 并進行分析。術后并發(fā)癥按照Clavien-Dindo分類標準分析， 并比較2組患者的生存曲線。結果 與斷流組比較，肝移植組的術中失血量（P＜0.05）及輸血量（P＜0.05）更多，手術時間（P＜0.05）、重癥監(jiān)護室觀察時間（P＜0.05）及住院時間（P＜0.05）更長； Clavien-DindoⅢ級以上嚴重術后并發(fā)癥， 肝移植組的發(fā)生率為18.60%（8/43），高于斷流組的1.97%（3/152），P＜0.05。肝移植組的總膽紅素和肌酐在術后1周內均高于斷流組（P＜0.05）；國際標準比值在術后第1天肝移植組高于斷流組（P＜0.01），但在術后第7天2組的水平接近（P＞0.05）。斷流組及肝移植組的術后1、3及5年生存率分別為100%、100%和 100% 以及90.3%、 86.5%和 86.5%，斷流組患者的短期及長期生存率均高于肝移植組（P＜0.05）。結論 肝硬變肝功Child A級患者行肝移植治療并不比行脾切除門奇斷流術更受益，因此可推遲此類患者的肝移植手術時間，因為采用有效的斷流術仍可獲得較好的療效。
目的 探討肝臟移植治療門靜脈高壓癥所致上消化道出血的可行性及安全性，并與傳統(tǒng)手術的療效進行比較。方法 回顧性分析2009年2月至2012年2月期間浙江大學附屬第一醫(yī)院肝膽胰診治中心收治的303例門靜脈高壓癥合并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101例患者接受肝移植治療（肝移植組），202例患者接受常規(guī)手術治療（常規(guī)手術組），術后隨訪8～44個月，平均26個月。結果 常規(guī)手術組患者術前肝功能明顯優(yōu)于肝移植組（P＜0.01），2組患者總體死亡率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7.4%（14/189） 比 3.0%（3/101），P=1.00〕。肝移植組術后再出血率為2.0%（2/101），低于常規(guī)手術組的9.5%（18/189），P＜ 0.05。肝移植組術后內鏡下曲張靜脈消失率為86.1%（87/101），高于常規(guī)手術組的54.5%（86/189），P＜ 0.01。結論 肝移植治療門靜脈高壓癥所致上消化道出血是安全可靠的。有出血史但術前肝功能尚好的患者，接受常規(guī)手術后能維持較好的肝臟功能和生活質量。終末期肝病門靜脈高壓癥患者，肝移植是唯一的治愈方案。
目的 建立大鼠肝移植急性排斥反應動物模型，觀察大鼠肝移植術后他克莫司撤藥誘發(fā)受體急性排斥反應的肝臟動態(tài)病理學變化，為臨床肝移植術后他克莫司停藥或者用藥不規(guī)律所致急性排斥反應的預測和評估提供理論依據(jù)。方法 通過Kamada二袖套法，建立雄性DA大鼠至Lewis大鼠的原位肝移植模型60例。受體大鼠術前1 d和術后7 d內飼喂治療劑量的他克莫司，之后半量遞減至停藥。分別于術后7、14、21及28 d處死部分受體大鼠，獲取肝組織標本，觀察受體大鼠肝臟大體和鏡下的動態(tài)病理學改變，并進行排斥活動指數(shù)評分，同時觀察受體大鼠的術后生存時間。結果 受體大鼠術后7 d內由于受他克莫司的保護，肝臟未出現(xiàn)典型的急性排斥反應表現(xiàn)，至術后14 d由于他克莫司的減量及撤出，迅速發(fā)生肝臟的急性排斥反應，術后14、21及28 d排斥活動指數(shù)評分分別為（3.7±0.9）分、（6.3±0.9）分和（8.1±0.7）分。受體術后生存時間為（20.85±0.71） d，中位生存期為21 d。結論 通過圍手術期短期飼喂治療劑量他克莫司并逐漸減量至撤藥誘發(fā)肝移植大鼠急性排斥反應模型術后的急性排斥反應,動態(tài)觀察該實驗條件下排斥反應發(fā)生的時限和嚴重程度，對臨床肝移植術后類似情況下所發(fā)生的急性排斥反應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和嚴重程度評估價值。
目的探討原發(fā)性肝癌（HCC）肝移植術后腫瘤復發(fā)或轉移的危險因素。方法回顧性我院2003年4月至2007年11月期間76例HCC患者行肝移植的臨床資料，根據(jù)隨訪期間是否有復發(fā)分為復發(fā)組（n=23）和未復發(fā)組（n=53），總結腫瘤復發(fā)的特點。結果76例患者中23例（30.3%）術后復發(fā)。 單因素分析顯示患者性別（P=0.449）、年齡（P=0.091）、術前是否治療（P=0.958）、腫瘤數(shù)目（P=0.212）和是否伴有HBV/HCV感染（P=0.220）與腫瘤的復發(fā)無關，而腫瘤包膜完整性（P=0.009）、腫瘤分期（P=0.002）、腫瘤直徑（Plt;0.001）、血管侵犯（Plt;0.001）以及術前AFP水平（P=0.044）與腫瘤的復發(fā)有關，其中腫瘤直徑lt;5.0 cm（P=0.001）和術后2個月AFP水平恢復正常者(Plt;0.001) 1年復發(fā)率更低。 多因素分析顯示腫瘤直徑（P=0.001，OR=6.456，95%CI為2.356~17.680)、血管侵犯(P=0.030, OR=10.653，95%CI為1.248~90.910)以及術前AFP水平（P=0.017，OR=2.601，95%CI 為2.196~5.658)是肝移植術后腫瘤復發(fā)的獨立危險因素。結論對于腫瘤直徑gt;5.0 cm、伴有血管侵犯以及術前AFP水平≥400 μg/L尤其術后2個月AFP水平仍高于正常者術后需加強監(jiān)測，必要時盡早給予抗腫瘤治療。
目的 研究不負載供者抗原的受者未成熟樹突狀細胞（immature dendritic cell，imDC）對大鼠肝移植的保護作用，探討imDC抑制排斥反應的機理。方法 以SD大鼠作為供體，雄性Wistar大鼠作為受體，隨機分為4組，每組10只，建立肝移植急性排斥反應模型，移植前對受體進行不同的處理。 對照組： 受體未接受任何處理； 環(huán)孢素A（CsA）組： 術后第2 d開始給予CsA〔10 mg/（kg·d）〕灌胃； 成熟樹突狀細胞（mDC）組： 受體術前1 d經(jīng)陰莖背靜脈注射受體來源的mDC 1×106個/只； imDC組： 受體術前1 d經(jīng)陰莖背靜脈注射受體來源的imDC 1×106個/ 只。模型建立后10 d各組隨機處死5只，取移植肝臟組織行HE染色和免疫組化（FasL/Fas）染色，觀察肝臟組織形態(tài)結構和排斥反應，根據(jù)Banff評分系統(tǒng)判斷排斥反應程度； Western blot分析檢測各組Foxp3編碼的Scurfin蛋白的表達。另留5只大鼠觀察術后存活時間； 收集血標本，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測定ALT、TBIL； 雙抗體夾心ELISA法檢測血清IL-2、IFN-γ、IL-4和IL-10水平。結果 CsA組和imDC組術后大鼠中位生存時間明顯長于對照組和mDC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P ＜ 0.05）。移植術后各組大鼠血清生化檢查： 對照組和mDC組ALT及TBIL明顯高于CsA組和imDC組（ P ＜ 0.05）； 且IL-2和IFN-γ也明顯高于CsA組和imDC組（ P ＜ 0.01），但IL-4和IL-10明顯低于CsA組和imDC組（ P ＜ 0.01）。移植肝臟形態(tài)學檢測： 對照組和mDC組與CsA組和 imDC 組比較，排斥反應更嚴重（ P ＜ 0.05）。Western blot檢測： imDC組Foxp3編碼的Scurfin蛋白的表達明顯高于其他3組（ P ＜ 0.05）。結論 imDC通過阻斷間接識別能明顯延長移植物存活時間。imDC可能通過以下機理誘導免疫低反應： 誘導T細胞凋亡； 選擇性激活Th2細胞亞群，誘導Th1/Th2偏移； 誘導調節(jié)性T細胞產(chǎn)生。
目的 研究腹內壓監(jiān)測在肝移植患者中應用的臨床意義。方法 對2002年9月至2009年1月期間143例肝移植術后患者進行了腹內壓監(jiān)測。 將腹內壓大于10 cm H2O (1 cm H2O=0.098 kPa) 定為腹內高壓組，其中10＜腹內壓≤15 cm H2O為Ⅰ級，15＜腹內壓≤25 cm H2O為Ⅱ級，25＜腹內壓≤35 cm H2O為Ⅲ級，35 cm H2O以上為Ⅳ級。 所有病例連續(xù)7 d測量腹內壓并記錄循環(huán)、呼吸及腎功能相關生理指標，將腹內高壓組不同級別者的循環(huán)、呼吸和腎功能分別與腹內壓正常組進行比較。 結果 肝移植術后出現(xiàn)腹內高壓者45例(31.5%)，其中Ⅰ級18例、Ⅱ級13例、Ⅲ級11例、Ⅳ級3例。腹內高壓組中所有級別者的SCr和BUN與腹內壓正常組比較均明顯升高，而PaO2則表現(xiàn)為下降，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P＜0.01)； 心率只在Ⅱ、Ⅲ、Ⅳ級的腹內高壓組有顯著升高，呼吸頻率和PaCO2只在Ⅲ、Ⅳ級的腹內高壓組有顯著升高，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P＜0.01)。結論 肝移植術后腹內高壓并不少見，對呼吸、循環(huán)及腎功能均可造成影響，術后常規(guī)進行定期的腹內壓檢測是必要的，對術后實施適時適度的醫(yī)療干預具有指導作用。
目的 探討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相關抗原4（CTLA4Ig）融合蛋白對同種異體肝臟移植免疫耐受的誘導作用及機理。方法 利用大型哺乳動物獼猴作為研究對象，建立同種異體原位肝臟移植模型。同種異體原位肝臟移植對照組及CTLA4-Ig組各5只。觀察術后生存時間，檢測肝功能、IL-2、IL-10、排斥反應的病理學分級和術后肝臟細胞凋亡指數(shù)。結果 對照組平均存活時間為6.57 d，CTLA4-Ig組平均存活時間為14.92 d (Plt;0.05)。肝功能變化: 對照組術后ALT明顯升高，Alb則明顯降低; CTLA4-Ig組ALT及Alb均維持于正常穩(wěn)定水平。細胞因子變化： 術后3 d起，對照組循環(huán)血中IL-2表達水平相對較高，而CTLA4-Ig組IL-10的表達水平較對照組高。移植物病理排斥反應分級: 在移植術后CTLA4-Ig組排斥反應程度明顯比對照組輕。對照組術后3 d起肝臟細胞凋亡指數(shù)較CTLA4-Ig組明顯升高。結論 CTLA4-Ig融合蛋白可誘導移植后免疫耐受，延長受體生存時間。細胞因子IL-2或者IL-10可作為監(jiān)測移植排斥反應或者免疫耐受的實驗室指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