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王文吉老師的緣分已延續(xù)近二十載，然而這段師生之誼的起點，并非源自于母校上海第一醫(yī)學院的學習時光。1981年，正值我在該校完成學業(yè)的最后一學年，便被指派至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擔任實習醫(yī)生。因此，在上海第一醫(yī)學院求學的日子里，盡管耳聞過校內著名的耳鼻喉科醫(yī)院——五官科醫(yī)院的盛名，卻從未有過親臨其境的機會，自然也就無緣得識王文吉老師。
直至我赴美深造，投身于眼科視網膜領域的研究工作后，才從美國的專業(yè)同仁口中，首次聽聞王老師的赫赫威名及其卓越成就。王老師不僅是中國視網膜醫(yī)學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其在國際上的聲譽同樣顯赫，這使得我對這位未曾謀面的前輩產生了深深的敬仰之情。
后來，王老師向我講述了她的經歷。她是1982年至1983年間，國家改革開放后首批被選派至美國深造的醫(yī)生之一。那段時間，王老師前往哈佛大學附屬醫(yī)院，專攻臨床視網膜?？频膶W習。歸國后，她不僅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實踐，還積極推動了該領域在國內的發(fā)展。王老師積極聯絡美國的視網膜專家，邀請他們作為志愿者來到上海，與國內醫(yī)生分享經驗、開展學術交流，并傳授先進的玻璃體切割手術技術。通過這些努力，王老師為提升我國視網膜醫(yī)學水平做出了巨大貢獻。
因此，王老師在美國眼科界也享有極高的聲譽。記得有一次在美國參加眼科會議時，與芝加哥的視網膜醫(yī)生Kirk Packo閑談，得知他與王老師之間的一段佳話。Kirk提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曾作為志愿者來華教學。那段時間，王老師每天都會騎著自行車前往他們下榻的旅館，熱情接待并精心安排會議日程。當教學活動圓滿結束，美國專家們詢問王老師是否需要幫助時，她提出的要求讓所有人動容——她希望如果美國有淘汰下來的眼科超聲波儀，能夠贈予她們一臺。因為在那個時期，五官科醫(yī)院尚未配備此類設備。這一簡單而純粹的愿望，展現了王老師一心為公、致力于提高眼科診療水平的高尚情操。美國專家們深受觸動，回國后特地捐贈了一臺全新的眼科超聲波儀給五官科醫(yī)院。聽聞此故事，我內心深受觸動，當即決定要回母校拜訪這位令人敬仰的前輩。自那以后，每當我有機會前往上海，必定會前往五官科醫(yī)院眼科，與王老師及她的團隊進行深入的病例討論和學術交流。正是基于這段美好的邂逅，我們之間的友誼持續(xù)了近二十年之久。
圖
2014年于上海留影
在我的記憶中，王老師始終展現出一種謙遜誠懇、和藹可親的形象，她平易近人的態(tài)度讓人如沐春風。特別是在病例討論環(huán)節(jié)，王老師總是鼓勵團隊中的年輕醫(yī)生首先發(fā)表自己的看法，無論是贊同還是質疑，她都給予充分的支持與肯定，營造了一個開放包容的學術環(huán)境。王老師通常會在大家充分表達意見之后再進行總結發(fā)言，她的話語總能激勵人心，既提升了團隊的整體水平，又促進了年輕醫(yī)生的成長。她從不強調個人的榮譽，也不強加自己的觀點給他人，而是更多地關注如何推動團隊向前發(fā)展。正因為如此，我在與五官科醫(yī)院的醫(yī)生們交流時，總能感受到一種民主、順暢且充滿成效的學術氛圍。
在病例討論的過程中，王老師特別鼓勵我用英文與她的團隊交流，她始終致力于提升團隊的國際交流能力，并以身作則，樹立榜樣。記得在深圳的一次眼科會議上，我偶遇了一位熟悉王老師的女醫(yī)生。她分享了一個令我深感敬佩的故事：有一次與王老師一同參加會議并住在同一間房間，每天清晨五六點，王老師就已經起床開始練習英語。那時的王老師已年屆七八十歲，但仍保持著不斷學習、精益求精的態(tài)度，這種精神不僅令人欽佩，更激勵著每一位接觸過她的人不斷前進。
自與王老師建立起聯系以來，她時常會將一些疑難病例的詳細病史及影像資料發(fā)送給我，并提出一系列問題。每次提問，王老師總是以“請教”二字開頭，這份謙遜讓我深感榮幸，亦倍感壓力。面對那些我一時難以解答的問題，我會轉而求助于美國的相關專家，力求為王老師提供準確而滿意的答復。每當收到我的回復，王老師總會反復表達她的感激之情。她那種對專業(yè)領域不懈追求、精益求精的態(tài)度，以及謙遜好學的精神，對我而言是終生受益的寶貴財富。
我感到非常幸運，在美國的視網膜專業(yè)導師Bill Mieler與王老師一樣，盡管他們都已是德高望重、桃李滿天下的學者，卻依然保持著謙遜和藹、平易近人的態(tài)度。我的大部分眼科學業(yè)和訓練是在美國完成的，而在上海的母校，我又遇到了王老師這樣一位溫文爾雅、德藝雙馨的學界名師，這無疑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兩位老師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似品質，不僅豐富了我的學術視野，更深刻影響了我的人格成長。
今年六月底，我回國參加了視網膜大會，然后一如既往地前往上海五官科醫(yī)院拜訪王老師。7月5日，我應邀參加了五官科醫(yī)院的視網膜病例討論會。得知我將前來，王老師堅持要到醫(yī)院門口迎接我，盡管我多次婉拒，她還是早早地等候在那里。討論會結束后，王老師與她的團隊又特意送我下樓，一直陪我到醫(yī)院門口，直到目送我上車離開。那時我并不知曉，王老師其實已經身患重病，或許她內心深處預感到了什么，才會如此珍惜這次相聚的機會，仿佛是在默默地與我道別?；叵肫鹉且荒唬闹谐錆M了無限的感慨與懷念。
圖
2024年7月5日于上海五官科醫(yī)院留影
2024年10月底，我回到上海參加醫(yī)學院的同學聚會。得知王老師因病重住院的消息后，25日早晨，我立即前往中山醫(yī)院探望。那時，她已臥床不起，身體極為虛弱。當她意識到我的到來，緩緩地睜開了雙眼，對我報以淡淡的微笑，并輕輕點頭致意。那一刻，我心中明白，這可能是我們最后一次相見。我默默地為她祈禱，希望她能夠少些痛苦，安然度過人生的最后一程。
作為中國眼科現代視網膜專業(yè)的先驅，王老師的一生光輝燦爛，她對中國視網膜專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令人欣慰的是，她親手培養(yǎng)的下一代已經在眼科視網膜領域嶄露頭角，成為了中堅力量。
得知11月18日是王老師的遺體告別儀式，學生遠在萬里之外，海闊山遙，不及親身祭悼。在此，我愿點燃一盞心燈，遙寄對王老師的深切緬懷與祝福，愿她安息，愿她的精神永照后人。
學生高樺
2024年11月17日于美國休斯頓
與王文吉老師的緣分已延續(xù)近二十載，然而這段師生之誼的起點，并非源自于母校上海第一醫(yī)學院的學習時光。1981年，正值我在該校完成學業(yè)的最后一學年，便被指派至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擔任實習醫(yī)生。因此，在上海第一醫(yī)學院求學的日子里，盡管耳聞過校內著名的耳鼻喉科醫(yī)院——五官科醫(yī)院的盛名，卻從未有過親臨其境的機會，自然也就無緣得識王文吉老師。
直至我赴美深造，投身于眼科視網膜領域的研究工作后，才從美國的專業(yè)同仁口中，首次聽聞王老師的赫赫威名及其卓越成就。王老師不僅是中國視網膜醫(yī)學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其在國際上的聲譽同樣顯赫，這使得我對這位未曾謀面的前輩產生了深深的敬仰之情。
后來，王老師向我講述了她的經歷。她是1982年至1983年間，國家改革開放后首批被選派至美國深造的醫(yī)生之一。那段時間，王老師前往哈佛大學附屬醫(yī)院，專攻臨床視網膜專科的學習。歸國后，她不僅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實踐，還積極推動了該領域在國內的發(fā)展。王老師積極聯絡美國的視網膜專家，邀請他們作為志愿者來到上海，與國內醫(yī)生分享經驗、開展學術交流，并傳授先進的玻璃體切割手術技術。通過這些努力，王老師為提升我國視網膜醫(yī)學水平做出了巨大貢獻。
因此，王老師在美國眼科界也享有極高的聲譽。記得有一次在美國參加眼科會議時，與芝加哥的視網膜醫(yī)生Kirk Packo閑談，得知他與王老師之間的一段佳話。Kirk提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曾作為志愿者來華教學。那段時間，王老師每天都會騎著自行車前往他們下榻的旅館，熱情接待并精心安排會議日程。當教學活動圓滿結束，美國專家們詢問王老師是否需要幫助時，她提出的要求讓所有人動容——她希望如果美國有淘汰下來的眼科超聲波儀，能夠贈予她們一臺。因為在那個時期，五官科醫(yī)院尚未配備此類設備。這一簡單而純粹的愿望，展現了王老師一心為公、致力于提高眼科診療水平的高尚情操。美國專家們深受觸動，回國后特地捐贈了一臺全新的眼科超聲波儀給五官科醫(yī)院。聽聞此故事，我內心深受觸動，當即決定要回母校拜訪這位令人敬仰的前輩。自那以后，每當我有機會前往上海，必定會前往五官科醫(yī)院眼科，與王老師及她的團隊進行深入的病例討論和學術交流。正是基于這段美好的邂逅，我們之間的友誼持續(xù)了近二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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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于上海留影
在我的記憶中，王老師始終展現出一種謙遜誠懇、和藹可親的形象，她平易近人的態(tài)度讓人如沐春風。特別是在病例討論環(huán)節(jié)，王老師總是鼓勵團隊中的年輕醫(yī)生首先發(fā)表自己的看法，無論是贊同還是質疑，她都給予充分的支持與肯定，營造了一個開放包容的學術環(huán)境。王老師通常會在大家充分表達意見之后再進行總結發(fā)言，她的話語總能激勵人心，既提升了團隊的整體水平，又促進了年輕醫(yī)生的成長。她從不強調個人的榮譽，也不強加自己的觀點給他人，而是更多地關注如何推動團隊向前發(fā)展。正因為如此，我在與五官科醫(yī)院的醫(yī)生們交流時，總能感受到一種民主、順暢且充滿成效的學術氛圍。
在病例討論的過程中，王老師特別鼓勵我用英文與她的團隊交流，她始終致力于提升團隊的國際交流能力，并以身作則，樹立榜樣。記得在深圳的一次眼科會議上，我偶遇了一位熟悉王老師的女醫(yī)生。她分享了一個令我深感敬佩的故事：有一次與王老師一同參加會議并住在同一間房間，每天清晨五六點，王老師就已經起床開始練習英語。那時的王老師已年屆七八十歲，但仍保持著不斷學習、精益求精的態(tài)度，這種精神不僅令人欽佩，更激勵著每一位接觸過她的人不斷前進。
自與王老師建立起聯系以來，她時常會將一些疑難病例的詳細病史及影像資料發(fā)送給我，并提出一系列問題。每次提問，王老師總是以“請教”二字開頭，這份謙遜讓我深感榮幸，亦倍感壓力。面對那些我一時難以解答的問題，我會轉而求助于美國的相關專家，力求為王老師提供準確而滿意的答復。每當收到我的回復，王老師總會反復表達她的感激之情。她那種對專業(yè)領域不懈追求、精益求精的態(tài)度，以及謙遜好學的精神，對我而言是終生受益的寶貴財富。
我感到非常幸運，在美國的視網膜專業(yè)導師Bill Mieler與王老師一樣，盡管他們都已是德高望重、桃李滿天下的學者，卻依然保持著謙遜和藹、平易近人的態(tài)度。我的大部分眼科學業(yè)和訓練是在美國完成的，而在上海的母校，我又遇到了王老師這樣一位溫文爾雅、德藝雙馨的學界名師，這無疑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兩位老師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似品質，不僅豐富了我的學術視野，更深刻影響了我的人格成長。
今年六月底，我回國參加了視網膜大會，然后一如既往地前往上海五官科醫(yī)院拜訪王老師。7月5日，我應邀參加了五官科醫(yī)院的視網膜病例討論會。得知我將前來，王老師堅持要到醫(yī)院門口迎接我，盡管我多次婉拒，她還是早早地等候在那里。討論會結束后，王老師與她的團隊又特意送我下樓，一直陪我到醫(yī)院門口，直到目送我上車離開。那時我并不知曉，王老師其實已經身患重病，或許她內心深處預感到了什么，才會如此珍惜這次相聚的機會，仿佛是在默默地與我道別。回想起那一幕，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感慨與懷念。
圖
2024年7月5日于上海五官科醫(yī)院留影
2024年10月底，我回到上海參加醫(yī)學院的同學聚會。得知王老師因病重住院的消息后，25日早晨，我立即前往中山醫(yī)院探望。那時，她已臥床不起，身體極為虛弱。當她意識到我的到來，緩緩地睜開了雙眼，對我報以淡淡的微笑，并輕輕點頭致意。那一刻，我心中明白，這可能是我們最后一次相見。我默默地為她祈禱，希望她能夠少些痛苦，安然度過人生的最后一程。
作為中國眼科現代視網膜專業(yè)的先驅，王老師的一生光輝燦爛，她對中國視網膜專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令人欣慰的是，她親手培養(yǎng)的下一代已經在眼科視網膜領域嶄露頭角，成為了中堅力量。
得知11月18日是王老師的遺體告別儀式，學生遠在萬里之外，海闊山遙，不及親身祭悼。在此，我愿點燃一盞心燈，遙寄對王老師的深切緬懷與祝福，愿她安息，愿她的精神永照后人。
學生高樺
2024年11月17日于美國休斯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