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伍侨, 谭佳容, 廖小刚, 陈姝, 王嘉溢. 中国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率的Meta分析.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23, 23(4): 398-403. doi: 10.7507/1672-2531.202208051 复制
社会隔离又称社会孤立，是指个人在社会上缺乏归属感，缺乏与社会及他人的接触，人际交往处于某种断裂或绝缘状况，从而诱发生理和/或心理消极结果的状态[1-2]。相关研究表明，社会隔离与多种不良健康结果有关：其不仅增加患者跌倒[3]、认知衰退[4]、冠心病[5]、抑郁[6]、中风[7]等的发生风险，还与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增加有关[8]。而老年人群由于社会结构及家庭、经济关系等因素的改变[9]，更容易受到孤独和社会隔离的影响[10]。有相关调查研究显示，美国、英国、印度、德国处于社会隔离状态的老年人群比例分别为23%、27.02%、19.7%、18.4%，在黎巴嫩及马来西亚老年社会隔离的比例甚至可达46%及49.8%[11]，老年人的社会隔离问题已成为健康和社会政策的主要关注点之一[12]。
与西方社会老年人群相比，中国老年人群的社会网络规模更小，其处于社会隔离的风险相对更高[13]。因此，有必要了解我国老年人群的社会隔离状况。目前虽有一定数量的调查研究，但受样本量、研究人群等因素限制，各研究间结果差异较大。因此，本研究系统评价我国老年人群社会隔离的流行病学状况，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的前期研究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横断面研究。
1.1.2 研究对象
中国老年人群（年龄≥60岁）。
1.1.3 结局指标
社会隔离发生率。
1.1.4 排除标准
① 非中、英文文献；② 重复发表的文献；③ 无法获取全文、原始数据不全或无法提取。
1.2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CNKI、WanFang Data、VIP、CBM、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和CENTRAL数据库，搜集有关中国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情况的研究，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2年5月。检索采用主题词与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根据各数据库特点进行调整。同时检索纳入研究的参考文献，以补充获取相关资料。以PubMed为例，其具体检索策略见框1。
1.3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交叉核对。如有分歧，则通过讨论或与第三方协商解决。文献筛选时首先阅读文题，在排除明显不相关的文献后，进一步阅读摘要和全文以确定是否纳入。如有需要，通过邮件、电话联系原始研究作者获取未报告但对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料提取内容包括：第一作者、发表年份、研究对象性别、年龄段、文化程度、评估量表、婚姻状况、健康自评状况、居住方式等。
1.4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由2名研究者独立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并交叉核对结果。偏倚风险评价采用美国卫生保健质量和研究机构（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推荐的横断面研究偏倚风险评价标准[14]。
1.5 统计分析
使用Stata 15.1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双反正弦转换法对率进行转换并合并计算，并提供其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纳入研究结果间的异质性采用χ2检验进行分析（检验水准为α=0.1），同时结合I2定量判断异质性大小。若各研究结果间无统计学异质性，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若各研究结果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则进一步分析异质性来源，在排除明显临床异质性的影响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Meta分析的水准设为α=0.05。明显的临床异质性采用亚组分析或敏感性分析等方法进行处理，或只行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初检共获得相关文献1 390篇，经逐层筛选后，最终纳入20个横断面研究[2,15-33]，包括研究对象86 111例。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1。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与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与偏倚风险评价结果见表1。
表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与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2.3 Meta分析结果
2.3.1 总发生率
共纳入20个研究[2,15-33]。随机效应模型Meta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群社会隔离的总发生率为27.54%［95%CI（22.15%，57.74%）］（表2）。
表2
中国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率的Meta分析结果
2.3.2 亚组分析
按性别、年龄段、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健康自评状况、居住方式、调查地点及调查工具、发表年份进行亚组分析，结果见表2。
2.4 敏感性分析与发表偏倚检验
采用逐一剔除单个研究的方法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合并估计值无明显变化，提示本研究结果比较稳定。采用Begg’s法及Egger’s法评价纳入研究的发表偏倚，结果显示无明显发表偏倚（Begg’s检验：Z=1.14，P=0.25；Egger’s检验：t=1.70，P=0.11）。
3 讨论
社会隔离是老年人群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34]，给老年人群的身心健康均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35]。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群社会隔离的发生率总体呈上升趋势[36]，老年人群的社会隔离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37]。但据相关研究显示，由于在初级卫生保健中未对社会隔离发生情况进行常规评估，社会隔离的漏诊率高，治疗率低[38]。且目前社会隔离尚缺乏有针对性的有效的干预措施，进一步加重了其对老年人群的危害。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我国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率进行系统评价，以确定社会隔离在我国老年人群中的流行情况，从而为老年人群社会隔离的防治决策提供依据。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群社会隔离的总发生率为27.54%，低于SU等[39]的Meta分析结果（31.2%），其原因可能是其纳入研究对象均为COVID-19流行期间的老年人群，该时期由于公共卫生控制措施、疫情影响等导致老年人群更易发生社会隔离。
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男性社会隔离的发生率高于老年女性，与Henning-Smith等[40]的研究结果一致。其原因与不同性别社交网络及社会联系度的差异有关。据相关研究显示，女性拥有更强大的社交网络及更紧密的社会联系度[41]，而男性通常社交网络较小且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与孩子和亲属的联系不稳定，当经历生活重大事件（如离婚、丧偶等），其将面临更高的社会隔离风险[42]。
有研究显示，年龄越高社会隔离的风险越高[2]。本研究结果提示≥80岁组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6,43]。其原因可能是：① 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疾病或残疾的影响，与朋友及社会的互动、交流会更加有限[44]，从而增加了高龄者社会隔离的发生风险；② 高龄者可能经历更多生命历程的改变，如退休和丧亲，导致其丧失原有社会角色[45]，增加其社会隔离的发生风险。
本研究结果提示。文化程度与社会隔离的发生率呈负相关：小学及以下学历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余两组（初中组及高中以上学历组），其原因可能与不同学历间认知储备的差异有关。Evans等[46]研究显示，认知储备与老年人群社会隔离的发生有关，较高的认知储备通常意味着更低的社会隔离发生风险。而教育水平被广泛作为认知储备的指标，通常受教育年限少，意味着参与的认知活动较少，认知储备评分相对较低[47]。本研究结果提示单身（包括从未结婚、离异、丧偶）者社会隔离的发生率高于已婚且配偶健在者，与Perissnotto等[48]的研究结果一致。丧偶的老年人群可能因失去家人而经历强烈的孤独，离婚或分居者则可能因社会关系的减少而经历与社会关系缺乏相关的孤独[49]，从而增加其社会隔离的发生风险。而婚姻可为经历生活剧变（如退休、家庭关系冲突等）及身体衰退的老年人群提供稳定的身心方面支持，从而达到降低老年人群的社会退缩及社会隔离发生风险的作用[50]。
健康状况是社会隔离的重要预测因素[51]，本研究结果提示，与健康自评状况较差的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率相反，健康自评好的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率低。其原因可能由于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群通常社会参与度相对较低有关[52]。
本研究结果提示，独居老年人群社会隔离的发生率高于与配偶同住及与子女同住组的发生率，与Smith等[35]的研究结果一致。其原因可能是：独居对老年人群的健康构成潜在风险，对其社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53]，增加其社会隔离的发生风险[54]。
本研究结果还提示，居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群社会隔离的发生率高于居住于社区者。其原因可能是：① 不同调查地点的老年人群在生活质量、社会联系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相关研究显示，与居住在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群相比，居住在家中的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日常活动及社会联系更高[55]，因而其社会隔离的发生率更低；② 不同调查地点的老年人群健康状况存在差异。居住在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群具有高龄、高残疾率、健康照护需求高等特点，躯体健康状况更差[56-57]，且居住在养老机构后，老年人群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人和环境，更容易产生孤独等不良情绪，进一步增加了其发生社会隔离的风险。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受限于单个率Meta分析的特点，研究间异质性较大；② 尽管根据性别、年龄段等因素进行了亚组分析，仍未能发现异质性来源；③ 部分亚组所纳入的研究数较少，因此结果的可靠性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前证据显示，我国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率较高。受纳入研究数量和质量的限制，上述结论尚待更多高质量研究予以验证。
社会隔离又称社会孤立，是指个人在社会上缺乏归属感，缺乏与社会及他人的接触，人际交往处于某种断裂或绝缘状况，从而诱发生理和/或心理消极结果的状态[1-2]。相关研究表明，社会隔离与多种不良健康结果有关：其不仅增加患者跌倒[3]、认知衰退[4]、冠心病[5]、抑郁[6]、中风[7]等的发生风险，还与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增加有关[8]。而老年人群由于社会结构及家庭、经济关系等因素的改变[9]，更容易受到孤独和社会隔离的影响[10]。有相关调查研究显示，美国、英国、印度、德国处于社会隔离状态的老年人群比例分别为23%、27.02%、19.7%、18.4%，在黎巴嫩及马来西亚老年社会隔离的比例甚至可达46%及49.8%[11]，老年人的社会隔离问题已成为健康和社会政策的主要关注点之一[12]。
与西方社会老年人群相比，中国老年人群的社会网络规模更小，其处于社会隔离的风险相对更高[13]。因此，有必要了解我国老年人群的社会隔离状况。目前虽有一定数量的调查研究，但受样本量、研究人群等因素限制，各研究间结果差异较大。因此，本研究系统评价我国老年人群社会隔离的流行病学状况，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的前期研究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横断面研究。
1.1.2 研究对象
中国老年人群（年龄≥60岁）。
1.1.3 结局指标
社会隔离发生率。
1.1.4 排除标准
① 非中、英文文献；② 重复发表的文献；③ 无法获取全文、原始数据不全或无法提取。
1.2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CNKI、WanFang Data、VIP、CBM、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和CENTRAL数据库，搜集有关中国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情况的研究，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2年5月。检索采用主题词与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根据各数据库特点进行调整。同时检索纳入研究的参考文献，以补充获取相关资料。以PubMed为例，其具体检索策略见框1。
1.3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交叉核对。如有分歧，则通过讨论或与第三方协商解决。文献筛选时首先阅读文题，在排除明显不相关的文献后，进一步阅读摘要和全文以确定是否纳入。如有需要，通过邮件、电话联系原始研究作者获取未报告但对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料提取内容包括：第一作者、发表年份、研究对象性别、年龄段、文化程度、评估量表、婚姻状况、健康自评状况、居住方式等。
1.4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由2名研究者独立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并交叉核对结果。偏倚风险评价采用美国卫生保健质量和研究机构（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推荐的横断面研究偏倚风险评价标准[14]。
1.5 统计分析
使用Stata 15.1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双反正弦转换法对率进行转换并合并计算，并提供其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纳入研究结果间的异质性采用χ2检验进行分析（检验水准为α=0.1），同时结合I2定量判断异质性大小。若各研究结果间无统计学异质性，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若各研究结果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则进一步分析异质性来源，在排除明显临床异质性的影响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Meta分析的水准设为α=0.05。明显的临床异质性采用亚组分析或敏感性分析等方法进行处理，或只行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初检共获得相关文献1 390篇，经逐层筛选后，最终纳入20个横断面研究[2,15-33]，包括研究对象86 111例。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1。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与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与偏倚风险评价结果见表1。
表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与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2.3 Meta分析结果
2.3.1 总发生率
共纳入20个研究[2,15-33]。随机效应模型Meta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群社会隔离的总发生率为27.54%［95%CI（22.15%，57.74%）］（表2）。
表2
中国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率的Meta分析结果
2.3.2 亚组分析
按性别、年龄段、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健康自评状况、居住方式、调查地点及调查工具、发表年份进行亚组分析，结果见表2。
2.4 敏感性分析与发表偏倚检验
采用逐一剔除单个研究的方法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合并估计值无明显变化，提示本研究结果比较稳定。采用Begg’s法及Egger’s法评价纳入研究的发表偏倚，结果显示无明显发表偏倚（Begg’s检验：Z=1.14，P=0.25；Egger’s检验：t=1.70，P=0.11）。
3 讨论
社会隔离是老年人群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34]，给老年人群的身心健康均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35]。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群社会隔离的发生率总体呈上升趋势[36]，老年人群的社会隔离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37]。但据相关研究显示，由于在初级卫生保健中未对社会隔离发生情况进行常规评估，社会隔离的漏诊率高，治疗率低[38]。且目前社会隔离尚缺乏有针对性的有效的干预措施，进一步加重了其对老年人群的危害。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我国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率进行系统评价，以确定社会隔离在我国老年人群中的流行情况，从而为老年人群社会隔离的防治决策提供依据。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群社会隔离的总发生率为27.54%，低于SU等[39]的Meta分析结果（31.2%），其原因可能是其纳入研究对象均为COVID-19流行期间的老年人群，该时期由于公共卫生控制措施、疫情影响等导致老年人群更易发生社会隔离。
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男性社会隔离的发生率高于老年女性，与Henning-Smith等[40]的研究结果一致。其原因与不同性别社交网络及社会联系度的差异有关。据相关研究显示，女性拥有更强大的社交网络及更紧密的社会联系度[41]，而男性通常社交网络较小且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与孩子和亲属的联系不稳定，当经历生活重大事件（如离婚、丧偶等），其将面临更高的社会隔离风险[42]。
有研究显示，年龄越高社会隔离的风险越高[2]。本研究结果提示≥80岁组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6,43]。其原因可能是：① 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疾病或残疾的影响，与朋友及社会的互动、交流会更加有限[44]，从而增加了高龄者社会隔离的发生风险；② 高龄者可能经历更多生命历程的改变，如退休和丧亲，导致其丧失原有社会角色[45]，增加其社会隔离的发生风险。
本研究结果提示。文化程度与社会隔离的发生率呈负相关：小学及以下学历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余两组（初中组及高中以上学历组），其原因可能与不同学历间认知储备的差异有关。Evans等[46]研究显示，认知储备与老年人群社会隔离的发生有关，较高的认知储备通常意味着更低的社会隔离发生风险。而教育水平被广泛作为认知储备的指标，通常受教育年限少，意味着参与的认知活动较少，认知储备评分相对较低[47]。本研究结果提示单身（包括从未结婚、离异、丧偶）者社会隔离的发生率高于已婚且配偶健在者，与Perissnotto等[48]的研究结果一致。丧偶的老年人群可能因失去家人而经历强烈的孤独，离婚或分居者则可能因社会关系的减少而经历与社会关系缺乏相关的孤独[49]，从而增加其社会隔离的发生风险。而婚姻可为经历生活剧变（如退休、家庭关系冲突等）及身体衰退的老年人群提供稳定的身心方面支持，从而达到降低老年人群的社会退缩及社会隔离发生风险的作用[50]。
健康状况是社会隔离的重要预测因素[51]，本研究结果提示，与健康自评状况较差的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率相反，健康自评好的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率低。其原因可能由于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群通常社会参与度相对较低有关[52]。
本研究结果提示，独居老年人群社会隔离的发生率高于与配偶同住及与子女同住组的发生率，与Smith等[35]的研究结果一致。其原因可能是：独居对老年人群的健康构成潜在风险，对其社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53]，增加其社会隔离的发生风险[54]。
本研究结果还提示，居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群社会隔离的发生率高于居住于社区者。其原因可能是：① 不同调查地点的老年人群在生活质量、社会联系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相关研究显示，与居住在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群相比，居住在家中的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日常活动及社会联系更高[55]，因而其社会隔离的发生率更低；② 不同调查地点的老年人群健康状况存在差异。居住在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群具有高龄、高残疾率、健康照护需求高等特点，躯体健康状况更差[56-57]，且居住在养老机构后，老年人群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人和环境，更容易产生孤独等不良情绪，进一步增加了其发生社会隔离的风险。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受限于单个率Meta分析的特点，研究间异质性较大；② 尽管根据性别、年龄段等因素进行了亚组分析，仍未能发现异质性来源；③ 部分亚组所纳入的研究数较少，因此结果的可靠性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前证据显示，我国老年人群社会隔离发生率较高。受纳入研究数量和质量的限制，上述结论尚待更多高质量研究予以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