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孙媛, 王琳, 李筱妍. 脓毒症相关性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23, 22(10): 745-748. doi: 10.7507/1671-6205.202305027 复制
脓毒症是宿主对感染反应失调而导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1]，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各种原因引起的肺泡上皮细胞和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损伤，从而导致弥漫性肺损伤造成的急性呼吸衰竭[2]。研究表明，脓毒症相关性ARDS比非脓毒症相关性ARDS具有更高的疾病严重程度和病死率[3]，脓毒症相关性ARDS约占脓毒症患者的30%，病死率达30%～40%[4]。脓毒症相关性ARDS是一种异质性的临床综合征，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多地积极探索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有效生物标志物。本文对其进行分析综述，以便能加强对早期识别、严重程度及预后评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有效生物标志物的认识。
1 传统生物标志物
1.1 降钙素原
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是一种甲状腺C细胞产生的由116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在细胞内可被蛋白水解酶切割成活性激素[5]，PCT的产生可以响应各种促炎信号，是细菌感染的特异性标志物。PCT是既往脓毒症研究最多的生物标志物，动态监测PCT水平可以辅助脓毒症患者停止或者继续使用抗生素[6]。有学者通过临床试验动态监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和血清中的PCT，发现ARDS组血清PCT显著高于对照组，而BALF中则两组间没有显著性差异，提示血清PCT有助于脓毒症相关性ARDS之鉴别诊断[7]。同样是临床研究，还有学者研究发现，血浆PCT界限值为0.815 μg/L时，诊断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敏感性为74.1%，特异性为97.6%，且其与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SOFA）显著相关（P<0.001）[8]。因此，PCT可能是早期诊断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一个有参考意义的生物学指标。
1.2 血管生成素2
血管生成素2（angiogenin-2，Ang-2）是血管生长因子家族成员[9]，在血管生成、血管成熟和肺血管通透性中承担重要角色的糖蛋白。内皮细胞表面表达的酪氨酸激酶受体（Tie2）在血管稳定性中发挥核心作用[10]。Ang-2作为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更多观点认为其对Tie2的作用是部分激动剂或拮抗剂，在全身炎症等病理条件下Ang-2从弱的Tie2激动剂转变为拮抗剂[11]。内皮糖萼（endothelial glycocalyxe，eGC）发挥血管内皮屏障保护作用，病理情况下eGC的分解破坏是由Ang-2介导的。另外，Ang-2还可诱导高氧时的肺上皮细胞坏死，且在成人和新生儿弥漫性肺泡损伤和肺水肿患者中，血浆、肺泡水肿液和气管抽吸物中Ang-2水平增加[12]。还有报道提示Ang-2可作为ARDS患者预后的预测因子[13-14]。应用孟德尔随机化分析技术发现，Ang-2可作为脓毒症相关性ARDS发生的标志物[15]。肺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是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重要特征，抑制Ang-2表达以挽救内皮屏障功能这一方法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有动物实验研究称miRNA-150在黏附连接（adherens junctions，AJs）再退火中发挥作用，抑制血管损伤后Ang-2的生成，从而挽救内皮屏障功能[16]。有研究者开发出了针对Tie2拮抗Ang-2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ABTAA[17]，但仍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加以验证。
2 新型生物标志物
2.1 骨形态发生蛋白9
骨形态发生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BMP）9作为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超家族成员，是诱导骨形成最有效的BMP，且在干细胞分化、血管生成、神经发生、肿瘤发生和代谢中发挥作用[18]。BMP9是一种由肝星状细胞产生的循环因子，小鼠ENCODE转录组数据显示其在肝脏中高表达，令人惊讶的是BMP I型受体激活素受体样激酶（ALK）1在肺内皮细胞中高表达[19]。此外，ALK1中的杂合突变是中国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相关性肺动脉高压的主要致病基因，这提示BMP9在肺组织中的特殊作用可能来自于ALK1这一独特的信号通路。BMP9和炎症关系的话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如骨损伤和关节炎、血管内皮细胞炎症损伤、肝纤维化和损伤等[20]。通过研究BMP9对新生大鼠的心肺作用，揭示ALK1及ALK1下游靶跨膜蛋白100（transmembrane protein 100，TMEM100）在实验性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中存在差异表达，进一步体外实验证实了BMP9在肺组织的抗炎作用[21]。BMP9的非凡功效吸引研究者将目光放在脓毒症及ARDS上。Li等[22]结合小鼠及体外实验表明，BMP9是一种肺内皮保护因子，在炎症过程中表达下调，在脓毒症患者中，BMP9的循环水平显著降低（P<0.01），且发现BMP9是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的底物，外源性补充可保护肺免受脂多糖诱导的肺损伤。鉴于BMP9通过ALK1介导的信号通路发挥抗炎及肺内皮保护作用，其有望成为脓毒症相关性ARDS早期诊断及预后预测有前途的标志物。
2.2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21早期被着重强调挽救代谢功能障碍、糖尿病、肥胖症、脂肪肝等方面的功能[23]，作为一种应激响应因子，FGF21的组织特异性功能响应于不同的应激条件。FGF21可通过miR27b/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PPAR）γ轴减轻缺氧诱导的人肺动脉内皮炎症[24]，另有基础研究发现，FGF21通过SIRT1（一种组蛋白去乙酰化酶）介导的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κB，NF-κB）去乙酰化，抑制细胞凋亡和炎症，改善内皮细胞功能障碍，保护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诱导的人肺微血管内皮细胞损伤。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4/髓系分化（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MyD）88/NF-κB信号通路可调控NLRP3炎症小体的激活和凋亡，FGF21通过抑制该信号通路为LPS诱导的ARDS的治疗提供了可能[25]。临床研究表明，脓毒症患者血清FGF21水平检测，为评估28 d死亡风险提供极大的预测作用[26]。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的Cox风险模型表明，脓毒症相关性ARDS患者组中，血清FGF21水平较基线升高是28 d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27]。且在急性心肌损伤和急性肾损伤等危重疾病患者血清FGF21水平均升高[28]。脓毒症相关性ARDS是全身炎症反应在肺部的表现，FGF21可能用于识别具有较高死亡风险的脓毒症相关性ARDS患者，是一种有前景的用于评估预后的血清生物标志物。
2.3 可溶性白细胞分化抗原14亚型
可溶性白细胞分化抗原14亚型（Presepsin）是一种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膜表面表达的糖蛋白[29]，通过直接与T和B细胞相互作用来调节细胞和体液免疫反应。由可溶性CD14（sCD14）切割分离产生，CD14受体与细菌脂多糖结合蛋白相互作用形成的复合物进一步激活TLR4特异性促炎信号级联反应，被认为是一种新兴的免疫炎症相关性生物标志物。而且Presepsin与SOFA联合可以识别更多的高危脓毒症患者，提供有价值的预后信息。值得一提的是，与C反应蛋白和PCT相比，Presepsin甚至分泌得更早、更快达到高峰[30]。研究发现，Presepsin和PCT在区分脓毒症和非脓毒症、预测28 d病死率方面表现相似，且均显著优于C反应蛋白[31]。通过回顾性地对研究SARS-COV-2感染者的血清Presepsin的研究发现，重度SARS-COV-2感染者血清Presepsin水平显著升高，其住院病死率与血清Presepsin水平高于775 ng/L显著相关（敏感性73%，特异性80%）[32]。Presepsin在预测SARS-COV-2感染者导致的住院病死率方面优于铁蛋白和C反应蛋白等炎症标志物（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4、0.77和0.67）。但在危重儿童组，Presepsin未能显示出与病死率的关系[33]，这与之前的研究成果相矛盾，但其也与机械通气时间及更长的儿科重症监护室住院时间等临床指标相关。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验证了Presepsin在脓毒症相关性ARDS患者中的诊断和预后预测价值，这一阳性结果令人欣喜[34]。在未来，其有望成为脓毒症相关性ARDS很好的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价的生物标志物。
2.4 长链非编码RNA小核仁RNA宿主基因16
长链非编码RNA小核仁RNA宿主基因（long non coding RNA small nucleolar RNA host gene，lnc-SNHG）16由染色体17q25.1上的7571-bp区域编码，其在促进增殖、激活迁移和侵袭、抑制凋亡、影响脂质代谢和化疗耐药性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35]。阻断lnc-SNHG16或过表达miR-141-3p可以抑制LPS诱导的人成纤维细胞凋亡、自噬和炎症[36]。有研究借助芯片分析选取新生儿脓毒症10个表达下调的优选候选长链非编码RNA，其中只有过表达lnc-SNHG16可以调控miR-15a/16，TLR4是miR-15a/16的靶标mRNA翻译产物，也就是说lnc-SNHG16通过调节miR-15a/16/TLR4轴来影响新生儿脓毒症的炎症反应[37]。最近也有研究称lnc-SNHG16在肺炎中表达下调，并可能通过甲基化下调miR-210，促进LPS诱导的肺细胞凋亡，推测lnc-SNHG16可能在脓毒症相关性ARDS中发挥重要作用[38]。临床研究显示，脓毒症患者较低的ARDS发生率和较好的预后与lnc-SNHG16相关[39]。因此，lnc-SNHG16有望成为脓毒症相关性ARDS发生发展中重要的上游调控因子，lnc-SNHG16与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严重程度、预后相关，可能有助于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管理。
3 应用蛋白质组学筛选生物标志物
近年来蛋白质组学成为生命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研究热点，蛋白质组学是通过研究细胞的所有蛋白质而不是单独某个蛋白质来获得更全面和综合的生物学信息。它可以在蛋白质水平和生命本质层次上研究和发现新的疾病标志物，鉴别疾病相关蛋白质作为早期诊断标志物[40]。对SARS-COV-2感染患者的血浆样本进行蛋白质组学定量和实验验证，首先阐明了新冠肺炎的发病机制，确定了11个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的差异表达蛋白作为生物标志物，这些生物标志物可以对SARS-COV-2感染患者结局进行分类和预测[41]。那么通过蛋白质组学早期识别脓毒症相关性ARDS是否可行？已有学者通过蛋白质组学联合RNA测序进行差异分析，确定差异基因并分析相互作用的蛋白等，确定核心基因GSTO1、C1QA、RETN和GRN在巨噬细胞和脓毒症患者血浆中的高表达[42]。Yehya等[43]利用蛋白质组学和生物信息学，发现半乳糖凝集素-3结合蛋白是儿童脓毒症相关性ARDS中最具价值的关键蛋白，且在独立测试队列中表现良好，可高效识别具有高风险进展为ARDS的脓毒症患儿。可以说，蛋白质组学的发展对探索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诊断标志物及筛选药物治疗靶点具有巨大潜力。
4 结语
脓毒症相关性ARDS患者预后较差，早期快速识别并且及时干预是改善不良预后的关键，但目前还没有受到普遍认可的针对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均很高的生物标志物，蛋白质组学的应用对生物标志物的探寻带来更多的可能。希望未来在床旁有一个或者一组易于测量的生物标志物，可用来早期识别脓毒症相关性ARDS，判断其预后，且能从机制入手为药物开发提供理论基础，以实现精准治疗而提高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存活率，减少对脓毒症患者健康的危害。
利益冲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脓毒症是宿主对感染反应失调而导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1]，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各种原因引起的肺泡上皮细胞和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损伤，从而导致弥漫性肺损伤造成的急性呼吸衰竭[2]。研究表明，脓毒症相关性ARDS比非脓毒症相关性ARDS具有更高的疾病严重程度和病死率[3]，脓毒症相关性ARDS约占脓毒症患者的30%，病死率达30%～40%[4]。脓毒症相关性ARDS是一种异质性的临床综合征，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多地积极探索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有效生物标志物。本文对其进行分析综述，以便能加强对早期识别、严重程度及预后评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有效生物标志物的认识。
1 传统生物标志物
1.1 降钙素原
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是一种甲状腺C细胞产生的由116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在细胞内可被蛋白水解酶切割成活性激素[5]，PCT的产生可以响应各种促炎信号，是细菌感染的特异性标志物。PCT是既往脓毒症研究最多的生物标志物，动态监测PCT水平可以辅助脓毒症患者停止或者继续使用抗生素[6]。有学者通过临床试验动态监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和血清中的PCT，发现ARDS组血清PCT显著高于对照组，而BALF中则两组间没有显著性差异，提示血清PCT有助于脓毒症相关性ARDS之鉴别诊断[7]。同样是临床研究，还有学者研究发现，血浆PCT界限值为0.815 μg/L时，诊断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敏感性为74.1%，特异性为97.6%，且其与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SOFA）显著相关（P<0.001）[8]。因此，PCT可能是早期诊断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一个有参考意义的生物学指标。
1.2 血管生成素2
血管生成素2（angiogenin-2，Ang-2）是血管生长因子家族成员[9]，在血管生成、血管成熟和肺血管通透性中承担重要角色的糖蛋白。内皮细胞表面表达的酪氨酸激酶受体（Tie2）在血管稳定性中发挥核心作用[10]。Ang-2作为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更多观点认为其对Tie2的作用是部分激动剂或拮抗剂，在全身炎症等病理条件下Ang-2从弱的Tie2激动剂转变为拮抗剂[11]。内皮糖萼（endothelial glycocalyxe，eGC）发挥血管内皮屏障保护作用，病理情况下eGC的分解破坏是由Ang-2介导的。另外，Ang-2还可诱导高氧时的肺上皮细胞坏死，且在成人和新生儿弥漫性肺泡损伤和肺水肿患者中，血浆、肺泡水肿液和气管抽吸物中Ang-2水平增加[12]。还有报道提示Ang-2可作为ARDS患者预后的预测因子[13-14]。应用孟德尔随机化分析技术发现，Ang-2可作为脓毒症相关性ARDS发生的标志物[15]。肺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是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重要特征，抑制Ang-2表达以挽救内皮屏障功能这一方法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有动物实验研究称miRNA-150在黏附连接（adherens junctions，AJs）再退火中发挥作用，抑制血管损伤后Ang-2的生成，从而挽救内皮屏障功能[16]。有研究者开发出了针对Tie2拮抗Ang-2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ABTAA[17]，但仍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加以验证。
2 新型生物标志物
2.1 骨形态发生蛋白9
骨形态发生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BMP）9作为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超家族成员，是诱导骨形成最有效的BMP，且在干细胞分化、血管生成、神经发生、肿瘤发生和代谢中发挥作用[18]。BMP9是一种由肝星状细胞产生的循环因子，小鼠ENCODE转录组数据显示其在肝脏中高表达，令人惊讶的是BMP I型受体激活素受体样激酶（ALK）1在肺内皮细胞中高表达[19]。此外，ALK1中的杂合突变是中国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相关性肺动脉高压的主要致病基因，这提示BMP9在肺组织中的特殊作用可能来自于ALK1这一独特的信号通路。BMP9和炎症关系的话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如骨损伤和关节炎、血管内皮细胞炎症损伤、肝纤维化和损伤等[20]。通过研究BMP9对新生大鼠的心肺作用，揭示ALK1及ALK1下游靶跨膜蛋白100（transmembrane protein 100，TMEM100）在实验性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中存在差异表达，进一步体外实验证实了BMP9在肺组织的抗炎作用[21]。BMP9的非凡功效吸引研究者将目光放在脓毒症及ARDS上。Li等[22]结合小鼠及体外实验表明，BMP9是一种肺内皮保护因子，在炎症过程中表达下调，在脓毒症患者中，BMP9的循环水平显著降低（P<0.01），且发现BMP9是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的底物，外源性补充可保护肺免受脂多糖诱导的肺损伤。鉴于BMP9通过ALK1介导的信号通路发挥抗炎及肺内皮保护作用，其有望成为脓毒症相关性ARDS早期诊断及预后预测有前途的标志物。
2.2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21早期被着重强调挽救代谢功能障碍、糖尿病、肥胖症、脂肪肝等方面的功能[23]，作为一种应激响应因子，FGF21的组织特异性功能响应于不同的应激条件。FGF21可通过miR27b/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PPAR）γ轴减轻缺氧诱导的人肺动脉内皮炎症[24]，另有基础研究发现，FGF21通过SIRT1（一种组蛋白去乙酰化酶）介导的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κB，NF-κB）去乙酰化，抑制细胞凋亡和炎症，改善内皮细胞功能障碍，保护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诱导的人肺微血管内皮细胞损伤。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4/髓系分化（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MyD）88/NF-κB信号通路可调控NLRP3炎症小体的激活和凋亡，FGF21通过抑制该信号通路为LPS诱导的ARDS的治疗提供了可能[25]。临床研究表明，脓毒症患者血清FGF21水平检测，为评估28 d死亡风险提供极大的预测作用[26]。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的Cox风险模型表明，脓毒症相关性ARDS患者组中，血清FGF21水平较基线升高是28 d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27]。且在急性心肌损伤和急性肾损伤等危重疾病患者血清FGF21水平均升高[28]。脓毒症相关性ARDS是全身炎症反应在肺部的表现，FGF21可能用于识别具有较高死亡风险的脓毒症相关性ARDS患者，是一种有前景的用于评估预后的血清生物标志物。
2.3 可溶性白细胞分化抗原14亚型
可溶性白细胞分化抗原14亚型（Presepsin）是一种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膜表面表达的糖蛋白[29]，通过直接与T和B细胞相互作用来调节细胞和体液免疫反应。由可溶性CD14（sCD14）切割分离产生，CD14受体与细菌脂多糖结合蛋白相互作用形成的复合物进一步激活TLR4特异性促炎信号级联反应，被认为是一种新兴的免疫炎症相关性生物标志物。而且Presepsin与SOFA联合可以识别更多的高危脓毒症患者，提供有价值的预后信息。值得一提的是，与C反应蛋白和PCT相比，Presepsin甚至分泌得更早、更快达到高峰[30]。研究发现，Presepsin和PCT在区分脓毒症和非脓毒症、预测28 d病死率方面表现相似，且均显著优于C反应蛋白[31]。通过回顾性地对研究SARS-COV-2感染者的血清Presepsin的研究发现，重度SARS-COV-2感染者血清Presepsin水平显著升高，其住院病死率与血清Presepsin水平高于775 ng/L显著相关（敏感性73%，特异性80%）[32]。Presepsin在预测SARS-COV-2感染者导致的住院病死率方面优于铁蛋白和C反应蛋白等炎症标志物（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4、0.77和0.67）。但在危重儿童组，Presepsin未能显示出与病死率的关系[33]，这与之前的研究成果相矛盾，但其也与机械通气时间及更长的儿科重症监护室住院时间等临床指标相关。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验证了Presepsin在脓毒症相关性ARDS患者中的诊断和预后预测价值，这一阳性结果令人欣喜[34]。在未来，其有望成为脓毒症相关性ARDS很好的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价的生物标志物。
2.4 长链非编码RNA小核仁RNA宿主基因16
长链非编码RNA小核仁RNA宿主基因（long non coding RNA small nucleolar RNA host gene，lnc-SNHG）16由染色体17q25.1上的7571-bp区域编码，其在促进增殖、激活迁移和侵袭、抑制凋亡、影响脂质代谢和化疗耐药性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35]。阻断lnc-SNHG16或过表达miR-141-3p可以抑制LPS诱导的人成纤维细胞凋亡、自噬和炎症[36]。有研究借助芯片分析选取新生儿脓毒症10个表达下调的优选候选长链非编码RNA，其中只有过表达lnc-SNHG16可以调控miR-15a/16，TLR4是miR-15a/16的靶标mRNA翻译产物，也就是说lnc-SNHG16通过调节miR-15a/16/TLR4轴来影响新生儿脓毒症的炎症反应[37]。最近也有研究称lnc-SNHG16在肺炎中表达下调，并可能通过甲基化下调miR-210，促进LPS诱导的肺细胞凋亡，推测lnc-SNHG16可能在脓毒症相关性ARDS中发挥重要作用[38]。临床研究显示，脓毒症患者较低的ARDS发生率和较好的预后与lnc-SNHG16相关[39]。因此，lnc-SNHG16有望成为脓毒症相关性ARDS发生发展中重要的上游调控因子，lnc-SNHG16与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严重程度、预后相关，可能有助于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管理。
3 应用蛋白质组学筛选生物标志物
近年来蛋白质组学成为生命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研究热点，蛋白质组学是通过研究细胞的所有蛋白质而不是单独某个蛋白质来获得更全面和综合的生物学信息。它可以在蛋白质水平和生命本质层次上研究和发现新的疾病标志物，鉴别疾病相关蛋白质作为早期诊断标志物[40]。对SARS-COV-2感染患者的血浆样本进行蛋白质组学定量和实验验证，首先阐明了新冠肺炎的发病机制，确定了11个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的差异表达蛋白作为生物标志物，这些生物标志物可以对SARS-COV-2感染患者结局进行分类和预测[41]。那么通过蛋白质组学早期识别脓毒症相关性ARDS是否可行？已有学者通过蛋白质组学联合RNA测序进行差异分析，确定差异基因并分析相互作用的蛋白等，确定核心基因GSTO1、C1QA、RETN和GRN在巨噬细胞和脓毒症患者血浆中的高表达[42]。Yehya等[43]利用蛋白质组学和生物信息学，发现半乳糖凝集素-3结合蛋白是儿童脓毒症相关性ARDS中最具价值的关键蛋白，且在独立测试队列中表现良好，可高效识别具有高风险进展为ARDS的脓毒症患儿。可以说，蛋白质组学的发展对探索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诊断标志物及筛选药物治疗靶点具有巨大潜力。
4 结语
脓毒症相关性ARDS患者预后较差，早期快速识别并且及时干预是改善不良预后的关键，但目前还没有受到普遍认可的针对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均很高的生物标志物，蛋白质组学的应用对生物标志物的探寻带来更多的可能。希望未来在床旁有一个或者一组易于测量的生物标志物，可用来早期识别脓毒症相关性ARDS，判断其预后，且能从机制入手为药物开发提供理论基础，以实现精准治疗而提高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存活率，减少对脓毒症患者健康的危害。
利益冲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