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苏伟, 冯乾, 刘续宝, 陈拥华. 肝移植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0 年资助情况.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21, 28(2): 194-199. doi: 10.7507/1007-9424.202005101 复制
肝移植是各种不可逆急、慢性肝病的有效治疗手段[1-2]。我国肝移植技术和研究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已成为世界器官移植领域的亮丽名片[3]。30 多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围绕肝移植领域的重点与难点资助了大量、系统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极大地推动了肝移植基础研究的发展。本研究重点分析最近 10 年（2010 年至 2019 年）肝移植领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据，梳理总结我国肝移植领域基础研究的基本情况、研究重点、发展方向以及基金项目对科研人才培养提升情况，为今后科研人员申请项目和项目资助提供数据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料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数据知识管理服务平台（
1.2 资料收集
为了梳理肝移植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和基金发展规律，考虑到资助项目数据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本研究选取最近 10 年肝移植领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收集信息包括批准年度、研究期限、项目类型、学科申请代码、依托单位名称、项目名称、资助经费金额、关键词、摘要等信息。根据项目名称、学科申请代码、中文关键词、摘要等信息综合确定资助项目为肝移植相关研究领域，然后纳入后续分析。为了统计青年基金受资助者后继获得面上项目等更高层次项目的情况，首先收集肝移植领域青年基金项目的详细情况，然后根据项目负责人姓名及单位名称在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中查询后续受资助的项目情况。
1.3 方法
通过分析基金资助经费额度、资助项目数量等指标，以反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肝移植领域基础研究的资助强度。分别从肝移植领域各类项目资助情况、优势依托单位受资助情况、各研究领域方向资助情况等不同方面加以分析，总结梳理肝移植领域基础研究的基本情况和研究重点。
依据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绩效和成长规律，分析青年基金近 10 年在肝移植领域人才培养方面的资助成效。统计数据表明，肝移植领域占据学科领先优势的依托单位获得基金资助的数量更多，数据分析更具有规律性和代表性，因此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依托单位的受资助项目数据，重点分析研究人才的层次结构（青年基金和面上项目的数量对比）和人才成长效果（青年基金受资助者中获得面上项目等更高层次项目的人员占比）。由此梳理出青年基金人才成长的规律和绩效，结合青年基金的资助政策，提出对策。
2 结果
2.1 肝移植领域项目资助总体的情况
2010 年至 2019 年期间，肝移植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387 项，资助经费 19 821.5 万元。近 10 年年资助项目数总体呈平稳趋势（图 1a），其中面上项目平均年资助 21 项，青年基金平均年资助 12.7 项，地区项目平均年资助 2.2 项。
图1
示 2010–2019 年期间的资助项目数和肝移植领域主要申请代码的年度资助项目数
a：2010–2019 年期间的资助项目数；b：2010–2019 年期间肝移植领域主要申请代码的年度资助项目数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 3 类项目共资助 359 项（92.8%），资助经费 15 007.0 万元（75.7%）。面上项目 210 项（54.3%），金额为 11 314.0 万元（57.1%）；青年基金 127 项（32.8%），金额为 2 790.0 万元（14.1%）；地区基金 22 项（5.7%），金额为 903.0 万元（4.6%）；其他类项目 28 项（7.2%），金额为 4 814.5 万元（24.3%）。
本研究统计数据表明，肝移植领域占据学科领先优势的依托单位获得基金资助的数量更多，因而数据分析更具有规律性和代表性。资助项目总数在前 10 的依托单位的项目资助数量及资助经费详见表 1。前 10 依托单位共承担资助项目 225 项（58.1%），资助经费 12 148.6 万元（61.3%）。资助前列的依托单位中多数是中国肝移植发展技术标准与规范的制定单位[1, 3-4]。
表1
资助项目总数在前 10 的依托单位的肝移植领域资助项目数量及经费
从科研能力角度来看，青年基金项目和面上项目代表两个能力层次，各依托单位两类项目的资助数量反映了两类人才的结构，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过青年基金资助后人才结构的变化情况。青年基金和面上项目的资助数量比可间接反映各依托单位的整体研究水平，总体上面上项目数量远高于青年基金。本研究结果显示，面上项目数量多的依托单位青年基金受资助的数量相对较多，项目资助总数在前 3 位的依托单位，如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其青年/面上基金比值最高达到了 72.2%（13/18），形成了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的两个人才能力发展层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无论是承担项目总数还是获资助经费均遥遥领先于其他单位。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共承担项目总数 98 项（25.3%），共获资助经费高达 6 300 万元（31.8%），尤其是郑树森院士团队连续 3 次（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荣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3]。
2.2 青年基金人才培养分析
最近 10 年青年基金项目资助肝移植领域青年科学技术人员 127 人，因基金指南申请限项规定，减去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的青年基金项目受资助者 42 人，共计 85 位青年基金受资助者纳入分析。经过青年基金的资助，21 人（37.6%）后续能够获得面上项目及以上项目的资助，获资助项目 32 项。青年基金资助者提升为面上项目等更高层次人才转化率为 24.7%，总体上青年科学基金对科研人员的后续研究提升不显著。
比较各依托单位青年基金项目向更高层次项目的提升转化率，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表现最为突出，极具代表性，有 50%左右的青年基金项目受资助者能得到面上项目等更高层次项目的进一步支持。中山大学有 12 位青年基金受资助者，6 位（50.0%）进一步获得更高层次项目资助（8 项，66.7%）；浙江大学有 11 位青年基金受资助者，5 位（45.4%）获得更高层次项目资助（6 项，54.5%）。总体而言，整体肝移植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依托单位获得的面上项目等高层次项目数量更多，获得青年基金项目资助的比例也相对较高。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向更高层次项目转化率高达 50% 左右，形成了合理的人才梯队，这也是其面上项目等高层次资助数明显高于其他依托单位的原因之一。
2.3 肝移植领域项目研究领域方向的趋势分析
学科申请代码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分类评审管理的客观基础[5]。近 10 年资助项目数量主要申请代码的年度变化趋势总体平稳（图 1b）。申请代码 H0321“消化系统器官移植”的资助数量最高，总计 169 项（43.7%），平均每年 16.9 项；申请代码 H0318“肝再生、肝保护、肝衰竭、人工肝”资助 58 项（15.0%），平均每年 5.8 项；申请代码 H1006“器官移植与移植免疫”资助 50 项（12.9%），平均每年 5 项。此外申请代码 H1511“急重症医学/创伤/烧伤/整形其他科学问题”资助 9 项（2.3%），申请代码 H1805“医学超声与声学造影剂”资助 5 项（1.3%）。
肝移植领域主要申请代码下研究方向的资助项目数如表 2 所示。肝移植的优势方向主要集中在肝损伤与肝保护（94 项，37.0%）及移植免疫（91 项，35.8%）。肝再生（21 项，8.3%）、肝移植并发症（13 项，5.1%）及移植物功能（26 项，10.2%）方向的资助率较低，反映出这一分支方向的基础研究力量较为薄弱。
表2
肝移植领域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主要专业领域方向的分布情况［项（%） ］
表 2 所示，学科申请代码下肝移植领域主要分支研究方向有所侧重，重点资助方向与项目代码名称所示的一致。如申请代码 H0318“肝再生、肝保护、肝衰竭、人工肝”的面上项目主要包含肝损伤与保护 16 项（59.3%），以及肝再生 9 项（33.3%）。同时学科申请代码下主要分支研究方向存在交叉分布特点。如“移植免疫”方向申请代码 H0321“消化系统器官移植”资助 39 项（35.4%），申请代码 H1006“器官移植与移植免疫”资助 22 项（78.6%），申请代码 H0318“肝再生、肝保护、肝衰竭、人工肝”资助 2 项（7.4%）。“肝损伤与肝保护”方向申请代码 H0318“肝再生、肝保护、肝衰竭、人工肝”资助 16 项（59.3%），申请代码 H0321“消化系统器官移植”资助 35 项（31.9%），申请代码 H1006“器官移植与移植免疫”资助3 项（10.7%）。
3 讨论
我国肝移植的大力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和探索[6]。通过分析近 1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肝移植领域研究项目的情况可以看出，国家十分重视并持续稳定资助肝移植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除了承担资助研究项目的功能之外，还对知识的生产和新学科的形成起到巨大的引领效应[7-9]，引导肝移植学科研究人才队伍建设，促进肝移植研究水平的提高，对肝移植学科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和临床转化实践的跨越式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0]。本研究结果表明，肝移植领域占据学科领先优势的依托单位获得基金资助的数量更多，前 10 依托单位共承担资助项目数量和资助经费比例均超过了 50%。这些代表性依托单位的肝移植领域具有学科领先地位，多数是中国肝移植发展技术标准与规范的制定单位[1, 3-4]，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对临床技术进步的支撑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提升具有巨大的引领效应[10-13]。浙江大学郑树森院士团队连续 3 次（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荣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3]。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无论是承担项目总数还是获资助经费数均遥遥领先，青年/面上比值最高达到了 72.2%，青年基金项目向更高层次项目转化率高达 50% 左右，显著高于肝移植领域的总体水平的 24.7%。但总体而言，青年科学基金对科研人员的后续研究提升绩效有待提升。
纵观近 10 年来资助的肝移植领域研究项目，研究方向的总体资助布局是聚焦移植免疫、肝损伤与肝保护等热点和难点问题。这反映了我国目前肝移植领域强基础、重前沿，呈现出健康快速的发展态势[3]，重视供肝获取和保存、移植免疫排斥的诊断与控制等肝移植研究[14]。但肝移植的研究和资助重点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针对远期移植物慢性失功能的机制和防治方向的研究较为薄弱[15]，相关研究的资助项目较少，仅为 26 项，占比 10.2%。如何提高肝移植质量是世界性难题，建议在资助布局上鼓励肝移植领域研究者充分利用我国巨大的临床病例等资源优势，加强诸如长期存活患者的肝移植后免疫状态、免疫细胞新亚群、免疫抑制剂相关疾病的机制与防治等方面的研究[16-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现有学科申请代码是项目申请书进行分类评审管理的客观基础[5]，准确填写申请代码是项目申请的关键要素之一[22]。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肝移植领域的学科申请代码设置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近 10 年肝移植资助项目被划分在不同的分支学科 ［消化系统学科（H0318 及 H0321）、医学免疫学科（H1006）等］，同一研究方向（如移植免疫或肝损伤等）的研究项目交叉分布于各学科申请代码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移植免疫学科与器官移植学科的交叉研究属性普遍存在，同时也反映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现有学科申请代码体系的布局存在学科之间相互割裂的现象[23]，这对申请人项目申请代码选择以及项目分类评审管理都是极为不利的，客观上也不利于鼓励学科交叉[24-25]。为了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不断变化的科研范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正在逐步开展一系列改革措施，将进一步推进学科布局系统调整，构建符合知识体系内在逻辑和结构的学科布局[7-8]。随着面向未来的基金申请代码体系的逐步建立，必将对中国肝移植整体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更好服务于“健康中国”国家战略需求[23, 26]。
肝移植质量的提高是世界性难题，我国肝移植领域既要保持针对供肝获取和保存、移植免疫排斥等器官移植领域的优势方向和热点问题开展基础及转化研究；更要充分利用我国巨大的临床病例资源优势，抓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创新发展新契机，联合开展科学研究及推动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相信步入新时代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除了承担资助研究项目的功能之外，必将对肝移植领域创新知识的生产和创新学科发展方向的形成起到更大的引领作用。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阅读并理解了《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的政策声明，我们没有相互竞争的利益。
作者贡献声明：陈拥华和刘续宝负责研究设计；苏伟和冯乾负责资料检索和搜集；苏伟、陈拥华和刘续宝负责资料整理及分析；苏伟和陈拥华负责论文撰写。
肝移植是各种不可逆急、慢性肝病的有效治疗手段[1-2]。我国肝移植技术和研究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已成为世界器官移植领域的亮丽名片[3]。30 多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围绕肝移植领域的重点与难点资助了大量、系统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极大地推动了肝移植基础研究的发展。本研究重点分析最近 10 年（2010 年至 2019 年）肝移植领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据，梳理总结我国肝移植领域基础研究的基本情况、研究重点、发展方向以及基金项目对科研人才培养提升情况，为今后科研人员申请项目和项目资助提供数据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料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数据知识管理服务平台（
1.2 资料收集
为了梳理肝移植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和基金发展规律，考虑到资助项目数据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本研究选取最近 10 年肝移植领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收集信息包括批准年度、研究期限、项目类型、学科申请代码、依托单位名称、项目名称、资助经费金额、关键词、摘要等信息。根据项目名称、学科申请代码、中文关键词、摘要等信息综合确定资助项目为肝移植相关研究领域，然后纳入后续分析。为了统计青年基金受资助者后继获得面上项目等更高层次项目的情况，首先收集肝移植领域青年基金项目的详细情况，然后根据项目负责人姓名及单位名称在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中查询后续受资助的项目情况。
1.3 方法
通过分析基金资助经费额度、资助项目数量等指标，以反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肝移植领域基础研究的资助强度。分别从肝移植领域各类项目资助情况、优势依托单位受资助情况、各研究领域方向资助情况等不同方面加以分析，总结梳理肝移植领域基础研究的基本情况和研究重点。
依据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绩效和成长规律，分析青年基金近 10 年在肝移植领域人才培养方面的资助成效。统计数据表明，肝移植领域占据学科领先优势的依托单位获得基金资助的数量更多，数据分析更具有规律性和代表性，因此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依托单位的受资助项目数据，重点分析研究人才的层次结构（青年基金和面上项目的数量对比）和人才成长效果（青年基金受资助者中获得面上项目等更高层次项目的人员占比）。由此梳理出青年基金人才成长的规律和绩效，结合青年基金的资助政策，提出对策。
2 结果
2.1 肝移植领域项目资助总体的情况
2010 年至 2019 年期间，肝移植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387 项，资助经费 19 821.5 万元。近 10 年年资助项目数总体呈平稳趋势（图 1a），其中面上项目平均年资助 21 项，青年基金平均年资助 12.7 项，地区项目平均年资助 2.2 项。
图1
示 2010–2019 年期间的资助项目数和肝移植领域主要申请代码的年度资助项目数
a：2010–2019 年期间的资助项目数；b：2010–2019 年期间肝移植领域主要申请代码的年度资助项目数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 3 类项目共资助 359 项（92.8%），资助经费 15 007.0 万元（75.7%）。面上项目 210 项（54.3%），金额为 11 314.0 万元（57.1%）；青年基金 127 项（32.8%），金额为 2 790.0 万元（14.1%）；地区基金 22 项（5.7%），金额为 903.0 万元（4.6%）；其他类项目 28 项（7.2%），金额为 4 814.5 万元（24.3%）。
本研究统计数据表明，肝移植领域占据学科领先优势的依托单位获得基金资助的数量更多，因而数据分析更具有规律性和代表性。资助项目总数在前 10 的依托单位的项目资助数量及资助经费详见表 1。前 10 依托单位共承担资助项目 225 项（58.1%），资助经费 12 148.6 万元（61.3%）。资助前列的依托单位中多数是中国肝移植发展技术标准与规范的制定单位[1, 3-4]。
表1
资助项目总数在前 10 的依托单位的肝移植领域资助项目数量及经费
从科研能力角度来看，青年基金项目和面上项目代表两个能力层次，各依托单位两类项目的资助数量反映了两类人才的结构，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过青年基金资助后人才结构的变化情况。青年基金和面上项目的资助数量比可间接反映各依托单位的整体研究水平，总体上面上项目数量远高于青年基金。本研究结果显示，面上项目数量多的依托单位青年基金受资助的数量相对较多，项目资助总数在前 3 位的依托单位，如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其青年/面上基金比值最高达到了 72.2%（13/18），形成了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的两个人才能力发展层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无论是承担项目总数还是获资助经费均遥遥领先于其他单位。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共承担项目总数 98 项（25.3%），共获资助经费高达 6 300 万元（31.8%），尤其是郑树森院士团队连续 3 次（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荣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3]。
2.2 青年基金人才培养分析
最近 10 年青年基金项目资助肝移植领域青年科学技术人员 127 人，因基金指南申请限项规定，减去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的青年基金项目受资助者 42 人，共计 85 位青年基金受资助者纳入分析。经过青年基金的资助，21 人（37.6%）后续能够获得面上项目及以上项目的资助，获资助项目 32 项。青年基金资助者提升为面上项目等更高层次人才转化率为 24.7%，总体上青年科学基金对科研人员的后续研究提升不显著。
比较各依托单位青年基金项目向更高层次项目的提升转化率，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表现最为突出，极具代表性，有 50%左右的青年基金项目受资助者能得到面上项目等更高层次项目的进一步支持。中山大学有 12 位青年基金受资助者，6 位（50.0%）进一步获得更高层次项目资助（8 项，66.7%）；浙江大学有 11 位青年基金受资助者，5 位（45.4%）获得更高层次项目资助（6 项，54.5%）。总体而言，整体肝移植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依托单位获得的面上项目等高层次项目数量更多，获得青年基金项目资助的比例也相对较高。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向更高层次项目转化率高达 50% 左右，形成了合理的人才梯队，这也是其面上项目等高层次资助数明显高于其他依托单位的原因之一。
2.3 肝移植领域项目研究领域方向的趋势分析
学科申请代码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分类评审管理的客观基础[5]。近 10 年资助项目数量主要申请代码的年度变化趋势总体平稳（图 1b）。申请代码 H0321“消化系统器官移植”的资助数量最高，总计 169 项（43.7%），平均每年 16.9 项；申请代码 H0318“肝再生、肝保护、肝衰竭、人工肝”资助 58 项（15.0%），平均每年 5.8 项；申请代码 H1006“器官移植与移植免疫”资助 50 项（12.9%），平均每年 5 项。此外申请代码 H1511“急重症医学/创伤/烧伤/整形其他科学问题”资助 9 项（2.3%），申请代码 H1805“医学超声与声学造影剂”资助 5 项（1.3%）。
肝移植领域主要申请代码下研究方向的资助项目数如表 2 所示。肝移植的优势方向主要集中在肝损伤与肝保护（94 项，37.0%）及移植免疫（91 项，35.8%）。肝再生（21 项，8.3%）、肝移植并发症（13 项，5.1%）及移植物功能（26 项，10.2%）方向的资助率较低，反映出这一分支方向的基础研究力量较为薄弱。
表2
肝移植领域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主要专业领域方向的分布情况［项（%） ］
表 2 所示，学科申请代码下肝移植领域主要分支研究方向有所侧重，重点资助方向与项目代码名称所示的一致。如申请代码 H0318“肝再生、肝保护、肝衰竭、人工肝”的面上项目主要包含肝损伤与保护 16 项（59.3%），以及肝再生 9 项（33.3%）。同时学科申请代码下主要分支研究方向存在交叉分布特点。如“移植免疫”方向申请代码 H0321“消化系统器官移植”资助 39 项（35.4%），申请代码 H1006“器官移植与移植免疫”资助 22 项（78.6%），申请代码 H0318“肝再生、肝保护、肝衰竭、人工肝”资助 2 项（7.4%）。“肝损伤与肝保护”方向申请代码 H0318“肝再生、肝保护、肝衰竭、人工肝”资助 16 项（59.3%），申请代码 H0321“消化系统器官移植”资助 35 项（31.9%），申请代码 H1006“器官移植与移植免疫”资助3 项（10.7%）。
3 讨论
我国肝移植的大力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和探索[6]。通过分析近 1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肝移植领域研究项目的情况可以看出，国家十分重视并持续稳定资助肝移植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除了承担资助研究项目的功能之外，还对知识的生产和新学科的形成起到巨大的引领效应[7-9]，引导肝移植学科研究人才队伍建设，促进肝移植研究水平的提高，对肝移植学科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和临床转化实践的跨越式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0]。本研究结果表明，肝移植领域占据学科领先优势的依托单位获得基金资助的数量更多，前 10 依托单位共承担资助项目数量和资助经费比例均超过了 50%。这些代表性依托单位的肝移植领域具有学科领先地位，多数是中国肝移植发展技术标准与规范的制定单位[1, 3-4]，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对临床技术进步的支撑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提升具有巨大的引领效应[10-13]。浙江大学郑树森院士团队连续 3 次（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荣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3]。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无论是承担项目总数还是获资助经费数均遥遥领先，青年/面上比值最高达到了 72.2%，青年基金项目向更高层次项目转化率高达 50% 左右，显著高于肝移植领域的总体水平的 24.7%。但总体而言，青年科学基金对科研人员的后续研究提升绩效有待提升。
纵观近 10 年来资助的肝移植领域研究项目，研究方向的总体资助布局是聚焦移植免疫、肝损伤与肝保护等热点和难点问题。这反映了我国目前肝移植领域强基础、重前沿，呈现出健康快速的发展态势[3]，重视供肝获取和保存、移植免疫排斥的诊断与控制等肝移植研究[14]。但肝移植的研究和资助重点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针对远期移植物慢性失功能的机制和防治方向的研究较为薄弱[15]，相关研究的资助项目较少，仅为 26 项，占比 10.2%。如何提高肝移植质量是世界性难题，建议在资助布局上鼓励肝移植领域研究者充分利用我国巨大的临床病例等资源优势，加强诸如长期存活患者的肝移植后免疫状态、免疫细胞新亚群、免疫抑制剂相关疾病的机制与防治等方面的研究[16-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现有学科申请代码是项目申请书进行分类评审管理的客观基础[5]，准确填写申请代码是项目申请的关键要素之一[22]。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肝移植领域的学科申请代码设置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近 10 年肝移植资助项目被划分在不同的分支学科 ［消化系统学科（H0318 及 H0321）、医学免疫学科（H1006）等］，同一研究方向（如移植免疫或肝损伤等）的研究项目交叉分布于各学科申请代码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移植免疫学科与器官移植学科的交叉研究属性普遍存在，同时也反映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现有学科申请代码体系的布局存在学科之间相互割裂的现象[23]，这对申请人项目申请代码选择以及项目分类评审管理都是极为不利的，客观上也不利于鼓励学科交叉[24-25]。为了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不断变化的科研范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正在逐步开展一系列改革措施，将进一步推进学科布局系统调整，构建符合知识体系内在逻辑和结构的学科布局[7-8]。随着面向未来的基金申请代码体系的逐步建立，必将对中国肝移植整体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更好服务于“健康中国”国家战略需求[23, 26]。
肝移植质量的提高是世界性难题，我国肝移植领域既要保持针对供肝获取和保存、移植免疫排斥等器官移植领域的优势方向和热点问题开展基础及转化研究；更要充分利用我国巨大的临床病例资源优势，抓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创新发展新契机，联合开展科学研究及推动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相信步入新时代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除了承担资助研究项目的功能之外，必将对肝移植领域创新知识的生产和创新学科发展方向的形成起到更大的引领作用。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阅读并理解了《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的政策声明，我们没有相互竞争的利益。
作者贡献声明：陈拥华和刘续宝负责研究设计；苏伟和冯乾负责资料检索和搜集；苏伟、陈拥华和刘续宝负责资料整理及分析；苏伟和陈拥华负责论文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