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张磊, 黄圣男, 李新喜, 田野, 白超, 依地热斯·艾山, 罗军. 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腔内治疗方案有效性及安全性的系统评价.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20, 27(10): 1277-1283. doi: 10.7507/1007-9424.202001048 复制
1994 年，Parodi[1]首次报道了主动脉腔内修复术（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EVAR）治疗腹主动脉瘤，其因创伤小、恢复快，很快在全球范围流行[2]。目前对近肾短瘤颈、扭曲瘤颈的腹主动脉瘤治疗方法主要有开窗 EVAR（fenestrated EVAR，F-EVAR）和烟囱 EVAR（chimney EVAR，Ch-EVAR），有许多研究[3-5]报道了其经验，但是这些单中心、小样本的研究结果也存在争议。因此，为了全面评价 F-EVAR和 Ch-EVAR 的安全性及临床意义，本研究运用系统评价的方法探讨此两种方法对治疗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的临床价值，以期为临床决策提供循证医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纳入随机对照试验（RCT）或半 RCT。若未能找到相关的 RCT，则纳入同期非 RCT。文种限中、英文。
1.1.2 研究对象
均为初次行腔内治疗的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患者，靶血管为肾动脉、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由 CT 或 DSA 确定，样本量充足。随访时间>6 个月，信息可靠。患者的性别、年龄、种族、国籍不限。2019 年 11 月以前的文献。
1.1.3 干预措施
F-EVAR 组手术方式纳入台上体外开窗及体内开窗术式；Ch-EVAR 组均为腔内手术。
1.1.4 结局指标
① 技术成功率；② 血管再狭窄率；③ 再干预率；④ 30 d 死亡率；⑤ 靶器官受损发生率；⑥Ⅰ型内漏发生率。
1.1.5 排除标准
① 伴其他部位的动脉瘤；② 非腔内手术；③ 样本<5 例、随访时间<6 个月；④ 无法提取完整数据；⑤ 重复发表文献。
1.2 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万方数据、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简称“中国知网”，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文检索词包括：开窗技术、烟囱技术、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英文检索词包括：fenestrated endovascular aneurysm repair、F-EVAR、chimney endovascular aneurysm repair、Ch-EVAR、juxtarenal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JAAA。追溯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并查阅本领域会议纪录、研究生论文等，文种限中、英文。以 PubMed 数据库为例，其检索策略见框 1。
1.3 文献筛选及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评价
由两位研究员独立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严格筛选文献。根据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ew Castle-Ottawa Scale，NOS） [6]评价非 RCT 质量。对文献进行评分，评分≥4 分，提示质量较好；评分<4 分时认为该研究质量较差。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RevMan 5.1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相对危险度（risk ratio，RR）或比值比（odds ratio，OR）作为效应分析统计量，各效应量均给出其 95% 可信区间（95%CI）。通过χ2检验结合I2值对纳入研究进行异质性检验，若各研究结果间无明显异质性（P>0.1，I2<50%）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反之（P≤0.1，I2≥50%）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及质量评价
初检获得相关文献 113 篇，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最终纳入 9 篇文献[7-15]，共 536 例患者，其中F-EVAR 组 315 例，Ch-EVAR 组 221 例。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 1。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及质量评价结果见表 1。
图1
示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表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2.2 meta 分析结果
2.2.1 技术成功率
共纳入 7 项研究[8-11,13-15]。经异质性检验（I2=0，P=0.58），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技术成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0.66，95%CI（0.29，1.49），P=0.32］，见图 2。
图2
示 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技术成功率比较的森林图
2.2.2 血管再狭窄率
共纳入 8 项研究[7-8,10-15]。经异质性检验（I2=0，P=0.97），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血管再狭窄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0.71，95%CI（0.34，1.47），P=0.35］，见图 3。
图3
示 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血管再狭窄率比较的森林图
2.2.3 再干预率
共纳入 9 项研究[7-15]。经异质性检验（I2=7%，P=0.38），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再干预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1.36，95%CI（0.80，2.31），P=0.25］，见图 4。
图4
示 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再干预率比较的森林图
2.2.4 30 d 内死亡率
共纳入 5 项研究[9-10,13-15]。经异质性检验（I2=0，P=0.52），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技术成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0.51，95%CI（0.22，1.20），P=0.12］，见图 5。
图5
示 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 30 d 内死亡率比较的森林图
2.2.5 靶器官受损发生率
共纳入 7 个研究[7,9-12,14-15]。经异质性检验（I2=34%，P=0.17），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F-EVAR 组的靶器官受损发生率较 Ch-EVAR 组高 ［OR=2.96，95%CI（1.30，6.72），P=0.010］，见图 6。
图6
示 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靶器官受损发生率比较的森林图
2.2.6 Ⅰ型内漏发生率
共纳入 6 项研究[8,10,12-15]。经异质性检验（I2=0，P=0.91），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F-EVAR 组的Ⅰ型内漏发生率较 Ch-EVAR 组低 ［OR=0.31，95%CI（0.12，0.85），P=0.02］，见图 7。
图7
示 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Ⅰ型内漏发生率比较的森林图
2.3 发表性偏倚分析
基于技术成功率及血管再狭窄率文献生成的漏斗图提示：纳入文献较集中，左右基本对称，表明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小，见图 8。
图8
示技术成功率（a）和血管再狭窄率（b）文献发表偏倚漏斗图
3 讨论
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的技术难点在于瘤颈较短致锚定区不足，支架植入后，无法与血管壁固定而发生支架移位、内漏发生率大大增加。而F-EVAR 和 Ch-EVAR 技术可以人为地延长瘤颈，提供更加充足的支架锚定区。虽然分支支架发生内漏、再狭窄的几率较低，但其定做周期长、费用高昂，仍无法广泛在临床中应用。F-EVAR 利用现有的支架，仔细测量定位，确保大支架上的“窗”与分支动脉吻合，经“窗”放置直径匹配的覆膜小支架，避免内漏、再狭窄等情况发生[4,16]。Ch-EVAR 作为 F-EVAR 补充备选方案，对受限于解剖条件、不适合做开窗的瘤体以及具有破裂倾向、有症状的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的患者是一种有效、实用的治疗方式[17-18]。本研究采用 meta 分析对这两种方式的结果进行了分析讨论。
在技术成功率方面，F-EVAR 组和 Ch-EVAR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其进行分析，这 2 种技术均可用于解决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但对于急危重症患者，使用 Ch-EVAR 能更快捷地解决问题，省去了术前测量、台上开窗等繁杂过程[19-20]，而F-EVAR 的优势在于对脏器功能的保护，对于累及范围广、腔内无法重建多个内脏动脉的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有较好的效果[21]。
在靶器官受损方面，Ch-EVAR 较 F-EVAR 发生靶器官受损率低，Yang 等[21]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其原因，这可能与瘤颈的解剖、手术技术的难度、术后靶血管血供通畅等相关。本 meta 分析发现，F-EVAR 与 Ch-EVAR 两种术式在技术成功率、靶血管再狭窄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前提下，出现了 F-EVAR 组靶器官受损率增高，因为在 F-EVAR 中，分为体内开窗、台上体外开窗等方法，在体内开窗时，使用激光、穿刺针、超硬导丝等器材进行开窗，穿刺突破支架覆膜力度掌握不好时会出现主动脉血管壁损伤、肾动脉夹层形成、肾动脉破裂、肾动静脉瘘等手术负性事件出现，采用非计划的手术方式进行补救后，导致靶器官的损伤，如一过性肾功能低下、肾衰竭；在台上体外开窗时，应用导丝超选靶器官的血管，术中出现导丝相对移动、导丝过硬等情况，发生肾实质损伤、肾包膜血肿等，发生血尿、肾功异常，均认为是靶器官损伤[22]。针对靶器官受损的情况，纳入的文献对其进行补充解释，多数情况为术后一过性的异常，术后 6 个月或 12 个月后再次复查，靶器官均未出现明显的、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损伤。
在血管狭窄、再次干预方面，F-EVAR 与 Ch-EVA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两种手术方式中，选择使用的小直径覆膜支架类型、材质较相似，所以不能产生特殊的差异。导致术后内脏动脉狭窄的原因可能为术后靶血管闭塞、术中释放支架时靶血管破裂、分支动脉不能重建而闭塞、支架移位和断裂、血栓形成等[23-24]。
在Ⅰ型内漏发生方面，本研究中 F-EVAR 较 Ch-EVAR 发生率低。据文献[8]报道，早期Ⅰ型内漏发生率为 14%。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的瘤颈越短，锚定区越不充分，导致Ⅰ型内漏、支架移位、肾动脉丢失等不良手术并发症的发生概率越大[25]。Ch-EVAR术中，烟囱支架与大支架、血管壁贴合不严密，产生间隙，均可增加Ⅰ型内漏的发生；同时烟囱支架个数的增加，也可提高Ⅰ型内漏的发生率。为减少Ⅰ型内漏的发生，主动脉支架直径的选择要略大于造影测量得到的主动脉直径[26]。近年来，随着烟囱支架技术的发展和术者经验的总结，优化烟囱支架的贴合处理，如注入纤维蛋白黏合剂、液态栓塞系统或弹簧圈，均可降低Ⅰ型内漏发生率。
在 30 d 病死率方面，30 d 病死率在 F-EVAR 与 Ch-EVAR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传统开腹手术 30 d 病死率（1.8%～5.8%）相比较[27]，腔内介入治疗未凸显其优势，这可能与在使用 F-EVAR 或 Ch-EVAR 治疗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的患者，大多为高龄、无法耐受全麻开腹人工血管置换或不适宜行开放手术的高危患者。F-EVAR 往往作为有症状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高危患者的抢救，这些患者基础疾病多，术后出现循环不稳定等非手术源性死亡风险高。目前多为国外单中心报道，随访时间较短，短期临床预后较好，仍需对这类患者进行长期、高质量的随访，观察远期临床预后。
本 meta 分析结果为当前治疗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的术式选择争议提供了新的循证医学证据参考，把握手术适应证，术前细致评估病情，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腔内介入技术治疗[28]。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纳入的文献均为英文文献，因此存在选择性偏倚的可能；② 各研究质量不一，可能影响结果的可靠性[19]；③ 各研究间男女性别比例、患者年龄分组、术后随访时间等不完全一致，可能影响结果的可靠性；④ 纳入文献均为已发表文献，缺乏相关灰色文献，存在高估腔内介入治疗疗效的可能性。以上因素均可能影响综合分析结果，建议今后的研究进一步完善补充：① 扩大样本量；② 采用正确的随机分配及分配隐藏方案；③ 延长随访时间，观察术后长期安全性、有效性的变化。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阅读并理解了《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的政策声明，我们没有相关竞争的利益。
作者贡献声明：罗军、李新喜、田野、白超进行课题指导及设计；黄圣男、依地热斯·艾山进行文献收集、数据分析；张磊进行论文撰写工作。
1994 年，Parodi[1]首次报道了主动脉腔内修复术（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EVAR）治疗腹主动脉瘤，其因创伤小、恢复快，很快在全球范围流行[2]。目前对近肾短瘤颈、扭曲瘤颈的腹主动脉瘤治疗方法主要有开窗 EVAR（fenestrated EVAR，F-EVAR）和烟囱 EVAR（chimney EVAR，Ch-EVAR），有许多研究[3-5]报道了其经验，但是这些单中心、小样本的研究结果也存在争议。因此，为了全面评价 F-EVAR和 Ch-EVAR 的安全性及临床意义，本研究运用系统评价的方法探讨此两种方法对治疗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的临床价值，以期为临床决策提供循证医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纳入随机对照试验（RCT）或半 RCT。若未能找到相关的 RCT，则纳入同期非 RCT。文种限中、英文。
1.1.2 研究对象
均为初次行腔内治疗的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患者，靶血管为肾动脉、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由 CT 或 DSA 确定，样本量充足。随访时间>6 个月，信息可靠。患者的性别、年龄、种族、国籍不限。2019 年 11 月以前的文献。
1.1.3 干预措施
F-EVAR 组手术方式纳入台上体外开窗及体内开窗术式；Ch-EVAR 组均为腔内手术。
1.1.4 结局指标
① 技术成功率；② 血管再狭窄率；③ 再干预率；④ 30 d 死亡率；⑤ 靶器官受损发生率；⑥Ⅰ型内漏发生率。
1.1.5 排除标准
① 伴其他部位的动脉瘤；② 非腔内手术；③ 样本<5 例、随访时间<6 个月；④ 无法提取完整数据；⑤ 重复发表文献。
1.2 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万方数据、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简称“中国知网”，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文检索词包括：开窗技术、烟囱技术、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英文检索词包括：fenestrated endovascular aneurysm repair、F-EVAR、chimney endovascular aneurysm repair、Ch-EVAR、juxtarenal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JAAA。追溯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并查阅本领域会议纪录、研究生论文等，文种限中、英文。以 PubMed 数据库为例，其检索策略见框 1。
1.3 文献筛选及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评价
由两位研究员独立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严格筛选文献。根据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ew Castle-Ottawa Scale，NOS） [6]评价非 RCT 质量。对文献进行评分，评分≥4 分，提示质量较好；评分<4 分时认为该研究质量较差。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RevMan 5.1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相对危险度（risk ratio，RR）或比值比（odds ratio，OR）作为效应分析统计量，各效应量均给出其 95% 可信区间（95%CI）。通过χ2检验结合I2值对纳入研究进行异质性检验，若各研究结果间无明显异质性（P>0.1，I2<50%）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反之（P≤0.1，I2≥50%）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及质量评价
初检获得相关文献 113 篇，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最终纳入 9 篇文献[7-15]，共 536 例患者，其中F-EVAR 组 315 例，Ch-EVAR 组 221 例。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 1。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及质量评价结果见表 1。
图1
示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表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2.2 meta 分析结果
2.2.1 技术成功率
共纳入 7 项研究[8-11,13-15]。经异质性检验（I2=0，P=0.58），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技术成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0.66，95%CI（0.29，1.49），P=0.32］，见图 2。
图2
示 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技术成功率比较的森林图
2.2.2 血管再狭窄率
共纳入 8 项研究[7-8,10-15]。经异质性检验（I2=0，P=0.97），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血管再狭窄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0.71，95%CI（0.34，1.47），P=0.35］，见图 3。
图3
示 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血管再狭窄率比较的森林图
2.2.3 再干预率
共纳入 9 项研究[7-15]。经异质性检验（I2=7%，P=0.38），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再干预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1.36，95%CI（0.80，2.31），P=0.25］，见图 4。
图4
示 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再干预率比较的森林图
2.2.4 30 d 内死亡率
共纳入 5 项研究[9-10,13-15]。经异质性检验（I2=0，P=0.52），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技术成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0.51，95%CI（0.22，1.20），P=0.12］，见图 5。
图5
示 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 30 d 内死亡率比较的森林图
2.2.5 靶器官受损发生率
共纳入 7 个研究[7,9-12,14-15]。经异质性检验（I2=34%，P=0.17），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F-EVAR 组的靶器官受损发生率较 Ch-EVAR 组高 ［OR=2.96，95%CI（1.30，6.72），P=0.010］，见图 6。
图6
示 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靶器官受损发生率比较的森林图
2.2.6 Ⅰ型内漏发生率
共纳入 6 项研究[8,10,12-15]。经异质性检验（I2=0，P=0.91），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F-EVAR 组的Ⅰ型内漏发生率较 Ch-EVAR 组低 ［OR=0.31，95%CI（0.12，0.85），P=0.02］，见图 7。
图7
示 F-EVAR 组与 Ch-EVAR 组的Ⅰ型内漏发生率比较的森林图
2.3 发表性偏倚分析
基于技术成功率及血管再狭窄率文献生成的漏斗图提示：纳入文献较集中，左右基本对称，表明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小，见图 8。
图8
示技术成功率（a）和血管再狭窄率（b）文献发表偏倚漏斗图
3 讨论
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的技术难点在于瘤颈较短致锚定区不足，支架植入后，无法与血管壁固定而发生支架移位、内漏发生率大大增加。而F-EVAR 和 Ch-EVAR 技术可以人为地延长瘤颈，提供更加充足的支架锚定区。虽然分支支架发生内漏、再狭窄的几率较低，但其定做周期长、费用高昂，仍无法广泛在临床中应用。F-EVAR 利用现有的支架，仔细测量定位，确保大支架上的“窗”与分支动脉吻合，经“窗”放置直径匹配的覆膜小支架，避免内漏、再狭窄等情况发生[4,16]。Ch-EVAR 作为 F-EVAR 补充备选方案，对受限于解剖条件、不适合做开窗的瘤体以及具有破裂倾向、有症状的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的患者是一种有效、实用的治疗方式[17-18]。本研究采用 meta 分析对这两种方式的结果进行了分析讨论。
在技术成功率方面，F-EVAR 组和 Ch-EVAR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其进行分析，这 2 种技术均可用于解决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但对于急危重症患者，使用 Ch-EVAR 能更快捷地解决问题，省去了术前测量、台上开窗等繁杂过程[19-20]，而F-EVAR 的优势在于对脏器功能的保护，对于累及范围广、腔内无法重建多个内脏动脉的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有较好的效果[21]。
在靶器官受损方面，Ch-EVAR 较 F-EVAR 发生靶器官受损率低，Yang 等[21]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其原因，这可能与瘤颈的解剖、手术技术的难度、术后靶血管血供通畅等相关。本 meta 分析发现，F-EVAR 与 Ch-EVAR 两种术式在技术成功率、靶血管再狭窄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前提下，出现了 F-EVAR 组靶器官受损率增高，因为在 F-EVAR 中，分为体内开窗、台上体外开窗等方法，在体内开窗时，使用激光、穿刺针、超硬导丝等器材进行开窗，穿刺突破支架覆膜力度掌握不好时会出现主动脉血管壁损伤、肾动脉夹层形成、肾动脉破裂、肾动静脉瘘等手术负性事件出现，采用非计划的手术方式进行补救后，导致靶器官的损伤，如一过性肾功能低下、肾衰竭；在台上体外开窗时，应用导丝超选靶器官的血管，术中出现导丝相对移动、导丝过硬等情况，发生肾实质损伤、肾包膜血肿等，发生血尿、肾功异常，均认为是靶器官损伤[22]。针对靶器官受损的情况，纳入的文献对其进行补充解释，多数情况为术后一过性的异常，术后 6 个月或 12 个月后再次复查，靶器官均未出现明显的、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损伤。
在血管狭窄、再次干预方面，F-EVAR 与 Ch-EVA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两种手术方式中，选择使用的小直径覆膜支架类型、材质较相似，所以不能产生特殊的差异。导致术后内脏动脉狭窄的原因可能为术后靶血管闭塞、术中释放支架时靶血管破裂、分支动脉不能重建而闭塞、支架移位和断裂、血栓形成等[23-24]。
在Ⅰ型内漏发生方面，本研究中 F-EVAR 较 Ch-EVAR 发生率低。据文献[8]报道，早期Ⅰ型内漏发生率为 14%。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的瘤颈越短，锚定区越不充分，导致Ⅰ型内漏、支架移位、肾动脉丢失等不良手术并发症的发生概率越大[25]。Ch-EVAR术中，烟囱支架与大支架、血管壁贴合不严密，产生间隙，均可增加Ⅰ型内漏的发生；同时烟囱支架个数的增加，也可提高Ⅰ型内漏的发生率。为减少Ⅰ型内漏的发生，主动脉支架直径的选择要略大于造影测量得到的主动脉直径[26]。近年来，随着烟囱支架技术的发展和术者经验的总结，优化烟囱支架的贴合处理，如注入纤维蛋白黏合剂、液态栓塞系统或弹簧圈，均可降低Ⅰ型内漏发生率。
在 30 d 病死率方面，30 d 病死率在 F-EVAR 与 Ch-EVAR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传统开腹手术 30 d 病死率（1.8%～5.8%）相比较[27]，腔内介入治疗未凸显其优势，这可能与在使用 F-EVAR 或 Ch-EVAR 治疗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的患者，大多为高龄、无法耐受全麻开腹人工血管置换或不适宜行开放手术的高危患者。F-EVAR 往往作为有症状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高危患者的抢救，这些患者基础疾病多，术后出现循环不稳定等非手术源性死亡风险高。目前多为国外单中心报道，随访时间较短，短期临床预后较好，仍需对这类患者进行长期、高质量的随访，观察远期临床预后。
本 meta 分析结果为当前治疗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瘤的术式选择争议提供了新的循证医学证据参考，把握手术适应证，术前细致评估病情，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腔内介入技术治疗[28]。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纳入的文献均为英文文献，因此存在选择性偏倚的可能；② 各研究质量不一，可能影响结果的可靠性[19]；③ 各研究间男女性别比例、患者年龄分组、术后随访时间等不完全一致，可能影响结果的可靠性；④ 纳入文献均为已发表文献，缺乏相关灰色文献，存在高估腔内介入治疗疗效的可能性。以上因素均可能影响综合分析结果，建议今后的研究进一步完善补充：① 扩大样本量；② 采用正确的随机分配及分配隐藏方案；③ 延长随访时间，观察术后长期安全性、有效性的变化。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阅读并理解了《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的政策声明，我们没有相关竞争的利益。
作者贡献声明：罗军、李新喜、田野、白超进行课题指导及设计；黄圣男、依地热斯·艾山进行文献收集、数据分析；张磊进行论文撰写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