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清, 李磊, 严律南, 杨家印. 活体肝移植供体术后评估与随访.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5, 22(4): 504-508. doi: 10.7507/1007-9424.20150133 复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肝移植技术的进步和日趋完善，肝移植已经成为治疗终末期肝病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然而供肝短缺严重制约着经典肝移植进一步的发展。活体肝移植（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LDLT)的发展有效缓解了供肝短缺，成为了临床肝移植新的发展方向，但是其广泛应用受制于供体术后的生存情况。据文献[1]报道，全球每年有大量的肝病患者在等待肝移植过程中死亡。LDLT正是随着尸体肝移植供肝严重短缺而诞生的。自1989年澳大利亚Strong成功实施全球首例LDLT，日本东京大学1995年开始进行成人-成人间LDLT获得成功后，LDLT因供肝来源广、质量好、排异反应较轻、预后较好、费用相对较低等优点，逐渐被人们所重视[2-3]。自此，LDLT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伴随LDLT进展而出现的是供体术后的并发症、生存质量、肝脏再生等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LDLT的进一步发展，逐渐引起了肝移植界临床医生的广泛关注。如何有效防治LDLT供体术后并发症，提高供者术后的生存质量以及对供者肝脏切除术后再生的评估，已经成为LDLT领域的研究重点和临床肝移植医生的关注焦点[2]。
1 LDLT供体肝脏切除术后的并发症及处理
1.1 LDLT供体肝脏切除术后的并发症
与其他类型肝移植不同，LDLT供体的安全性是必须优先考虑的重要因素。Shin等[4]报道的LDLT供体术后总并发症发病率为10%；Yaprak等[5]报道LDLT术后供体并发症的发生率为9.4%～67%，最常见的并发症为胆道并发症，发生率为11.1%～82.3%。大多数并发症并不威胁供者的生命安全。根据供者肝脏切取位置的不同，术后供体死亡并发症的发生率在左半肝和右半肝分别为0.3%～1.0%和0.2%～0.5% [6-7]。截止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有报道的LDLT供体死亡病例约有40多例。因此，如何保证供者的安全及预防和减少供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在LDLT中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术后并发症Clavien系统分级来对LDLT供体进行术后并发症的评估（表 1）。总的来说，LDLT供体术后常见并发症包括胆道并发症（胆瘘、胆结石、胆管狭窄、梗阻等）、切口并发症（切口疼痛不适、感染、血肿、裂开、切口疝等）、腹腔脓肿、腹水、腹胀、术后出血、动静脉血栓、肺部感染、肺栓塞、泌尿系感染、肠梗阻等。据Ozgor等[6]的报道，LDLT供体术后并发症51.6%为Clavien分级Ⅰ级，6%为Ⅱ级，18.1%为Ⅲa级，23.4%为Ⅲb级，0.6%为Ⅳa，无Ⅳb级及Ⅴ级术后并发症发生。
表1
LDLT供体术后并发症Clavien系统分级
考虑到供体的安全，LDLT术前必须较准确地估计肝脏的容积指标，供肝切取的一个原则是保证术后供者剩余肝脏及移植肝能够正常发挥功能，供肝的选择对于供受体的结局具有较大的影响，包括不含肝中静脉（middle hepatic vein，MHV）的活体右半肝，含MHV的活体右半肝，左半肝以及儿童LDLT常采用的左外叶。在活体右半肝移植是否保留供体的肝中静脉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包含MHV的右半肝切除会导致肝脏Ⅳ段的静脉回流障碍，增加供体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肝静脉淤血可导致供体肝功能紊乱，继发门静脉高压、大量腹水、以及高胆红素血症，严重时可能导致供体死亡[8-9]。但目前多中心包含MHV右半肝移植的临床实践证明：包含MHV的肝切除对供体是安全的。Sugawara等[7]和Lei等[10]的研究证明，包含MHV的右半肝切除与不包含MHV的右半肝切除术后供体并发症的发病率、术后胆红素及转氨酶水平、术后早期肝功能的恢复及肝组织再生均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供肝的切取包含MHV有利于促进移植物受者体重比（graft-to-recipient weight ratio，GRWR）小于0.8%的受体肝功能的早期恢复以及肝脏的再生[11]。因此，在保证供体剩余肝脏血液回流充分的情况下，可以选择连带供肝MHV的移植物[12]。目前提倡在保证供体安全的前提下，尽量为受体植入更多肝脏组织，一般GRWR至少应> 0.8%。
随着影像学的发展，CT三维重建、血管造影以及超声检查技术都是LDLT术前肝脏体积的评估较好的手段[13-14]。常规估计肝脏容积的指标包括移植物体积/受体标准肝体积（graft volume to recipient standard liver volume ratio，GV∕SLV）和GRWR，这两项指标应分别大于大综文献报道的0.40和0.08，若低于此则有可能导致小肝综合征（small-for-size synd-rome，SFSS）的发生[15]。SFSS是指LDLT术后的一种严重并发症，由供体剩余肝脏或受体植入肝脏过小引起，表现为以持续性黄疸、凝血功能紊乱及难治性腹水为主要特点，严重时出现败血症、胃肠道出血、肝性脑病以及肾功能、呼吸功能衰竭，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严重影响LDLT供受体的预后[16-17]。
1.2 LDLT术后并发症的处理
根据术后并发症Clavien系统分级，供体并发症可分为轻微组（Ⅰ～Ⅱ级）和较重组（Ⅲ～Ⅳ级），Ⅴ级极少发生，对轻微的并发症通常可以采用保守治疗获得较满意的效果，而严重的并发症往往需要外科、内镜、放射介入等有创性治疗（包括有创的外科引流治疗甚至再次手术治疗）[18]。
1.2.1 胆道并发症
包括胆瘘、胆管狭窄等，目前多采用核磁共振成像（MRI）结合胆管及血管造影或螺旋CT三维成像技术对供体肝脏的形态、体积以及重要的胆管、血管分布和变异情况进行综合性的术前评估，使得与供肝切取术后供体胆道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降低，即使发生胆道并发症，大多数也可以通过保守治疗、介入或内镜等微创治疗方式得以解决[19]。非手术治疗无效时可行手术治疗，较小的瘘口可行单纯修补术，若瘘口较大或是狭窄较严重可行胆管断端成型后重新吻合或胆肠吻合术。
1.2.2 切口并发症
这是较常见的术后并发症[4]，其中又以切口感染和裂开最为多见。切口感染的预防应遵循的原则：①严格的无菌操作技术；②广谱抗生素的预防性应用；③严重污染切口的延期缝合；④术前改善机体营养状况，增强患者的抵抗力；⑤无张力缝合切口，保护组织血运，不留死腔；⑥注意保持通畅引流。在感染的早期阶段，及时进行物理治疗，以促进炎症的吸收。切口已化脓时，应立即折除缝合线，扩开切口充分引流，并剪去已经坏死的皮下组织、肌膜和腱膜。脓汁应进行需氧菌和厌氧菌培养及药敏试验，为选用有效抗菌药物提供依据。为缩短治疗时间，可加强交换敷料后对肉芽新鲜的创面行二期缝合。切口裂开的防治措施包括：纠正患者的营养状况，老年患者切口采用减张缝合线缝合，术后腹部应用腹带适当包扎等，这样可减少切口裂开的机会。若切口已裂开，无论是完全性还是部分性，只要没有感染，均应立即在手术室良好的麻醉情况下，重新逐层缝合腹壁。
1.2.3 SFSS
SFSS的预防策略除了对移植供体的选择及详细评估外，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5]：①降低门静脉的灌流；②流出道的重建；③缺血的预处理等。
2 LDLT供体术后健康相关生存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QOL）
LDLT除了挽救终末期肝脏疾病患者的生命外，供体的生存质量是LDLT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20-21]。供肝的切取作为一种风险较大的手术，给供体带来创伤和并发症在所难免。迄今为止，相关报道都说明健康人捐献部分肝脏是安全可行的。但是鉴于LDLT在全球广泛开展仅有数十年时间，目前还缺乏供体长期生存质量随访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威胁供体长期生存的危险因素到目前为止还不得而知[22]。所以，较系统的、长期的对LDLT供体生存质量的随访是临床医生的一个工作重点。
目前，临床上常使用SF-36（Short Form-36）来随访调查供体的QOL [23-24]，SF-36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生存质量测评工具，它评价QOL的8个方面，可细分为生理方面（physicial subscales）：生理功能（physical functioning，PF）、生理职能（role physical，RP）、躯体疼痛（bodily pain，BP）及总体健康（general health，GH）和心理方面（mental subscales）：活力（vitality，VT）、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ing，SF）、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MH）及情感角色（role emotional，RE）[25]。某些生理功能紊乱包括切口疼痛、麻木、瘙痒、瘢痕、切口周围搏动、体力及体质量下降、睡眠障碍、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和无法集中注意力，以及心理应激包括抑郁、焦虑、自责、情感低落、幻觉、感觉痛苦、容易愤怒、人际关系敏感等，虽然大多数并不需要临床治疗，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患者的QOL。Takada等[26]的研究表明，供肝者平均在术后6个月内可以恢复术前的工作和劳动，生活、工作均与术前无异，体力劳动未受任何影响。Parikh等[23]和Chen等[27]的研究表明，在术后3个月内，供体生理方面的QOL较术前有明显降低，6个月内恢复到术前的基线水平，而心理方面的QOL与术前无明显变化，供体通常比较关心术后出现腹胀、腹痛、肌无力及躯体的疲劳。Kousoulas等[22]研究表明，献肝者不会后悔当初捐肝的决定，因为捐献的过程并不影响他们的QOL，供者SF-36得分与普通正常人群一样甚至要高。但是不得不承认，供体手术后的并发症以及受体术后死亡对供体QOL有较大的负面影响[28]。因此，应尽量降低供受体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严格控制受体死亡率。
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LDLT不仅安全可行，更重要的是可能对供体的情感、心理、家庭、社会交往等产生良好的、积极向上的影响，供体献肝后，生存质量未受到明显影响。国外类似的调查报告[29-30]显示, 接受随访调查的供肝者几乎100%认为，如果有必要，愿意再次捐献肝脏。这进一步证实了LDLT对供体来说是相对安全的，可以产生良好的积极的心理影响。
3 LDLT供体术后的肝脏再生
与其他内脏器官比较，肝脏具有更强的再生能力[31]。肝脏再生是一个涉及多种效应细胞增殖反应的高度协调的过程，肝脏部分切除术后，以肝细胞为主的肝实质细胞、干细胞、非实质细胞及各种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等迅速反应，参与肝脏再生的动态过程。医学实验证明，小白鼠的肝脏被切除75%后，只要经过约3周，便又可重新恢复原状[32]，而人类也只需要4～6个月的时间就能恢复[31, 33]。这是由于大部分肝脏切除（partial hepatectomy，PH）或肝脏损伤后，肝细胞数量急剧减少，各种反馈信号刺激处于G0期的肝细胞进行增殖，残肝肝细胞通过细胞增殖由基本不生长状态转变为快速生长状态，以补偿丢失、损伤的肝脏组织和恢复肝脏正常的生理功能，这个过程称为肝脏再生[34]。同时，机体可精确感知再生肝脏的大小，适时停止肝脏再生。肝脏再生包括肝实质细胞再生和肝组织结构的重建，肝细胞在再生中起重要作用，体内多种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通过不同机理进行调控。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及白介素-6（IL-6）可激活G0期肝细胞，在生长因子如肝细胞生长因子（HGF）、转化生长因子-α（TGF-α）等作用下进入细胞周期，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系统(cyclin CDKs)则促进肝细胞进入S期增殖；而细胞凋亡及TGF-β等则参与终止肝脏再生的调控[35]。对肝脏再生调控机理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对肝损伤和肝脏切除术后再生修复机理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为活体器官移植开辟了新的应用前景。
现已证实，绝大多数LDLT供体肝脏再生发生在术后1周～2个月之内；在6个月～1年，无论是右叶供肝还是左叶供肝，供体残留肝脏组织可增生至约原来标准肝体积大小[36]。Humar等[37]用CT扫描来测量供体术后3个月残肝肝体积为其标准肝体积的78.6%，而受体移植物肝体积为其标准肝体积的103.9%；Nadalin等[38]用MRI测量肝脏体积发现，术后当天供体残肝肝体积为其标准肝体积的39%，3个月后增至77%，1年后增至83%；Pomfret等[39]的测量结果发现，供体肝脏切除术1年后残肝肝体积为其标准肝体积的83.3%，女性供体的肝脏再生情况低于男性供体（79.8%比85.6%，P=0.01）。这些研究结果证明，肝脏再生其实并不完全。这一方面与供体性别、年龄等相关；另一方面与供体术前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脂肪肝程度、术中MHV的取舍、流出道的重建及术后肝脏淤血、淤胆等因素相关。尽管如此，肝脏的再生仍能充分满足供体足够的肝脏功能。
综上所述，LDLT具有供肝活力强、冷缺血时间短、可以选择最适宜的手术时机等优点，但它存在对健康供者行肝叶切除术的伦理、手术技术难度大、供体术后并发症、供体生存质量、肝脏再生等相关问题[3]，要改善LDLT供体术后的预后，仍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肝移植技术的进步和日趋完善，肝移植已经成为治疗终末期肝病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然而供肝短缺严重制约着经典肝移植进一步的发展。活体肝移植（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LDLT)的发展有效缓解了供肝短缺，成为了临床肝移植新的发展方向，但是其广泛应用受制于供体术后的生存情况。据文献[1]报道，全球每年有大量的肝病患者在等待肝移植过程中死亡。LDLT正是随着尸体肝移植供肝严重短缺而诞生的。自1989年澳大利亚Strong成功实施全球首例LDLT，日本东京大学1995年开始进行成人-成人间LDLT获得成功后，LDLT因供肝来源广、质量好、排异反应较轻、预后较好、费用相对较低等优点，逐渐被人们所重视[2-3]。自此，LDLT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伴随LDLT进展而出现的是供体术后的并发症、生存质量、肝脏再生等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LDLT的进一步发展，逐渐引起了肝移植界临床医生的广泛关注。如何有效防治LDLT供体术后并发症，提高供者术后的生存质量以及对供者肝脏切除术后再生的评估，已经成为LDLT领域的研究重点和临床肝移植医生的关注焦点[2]。
1 LDLT供体肝脏切除术后的并发症及处理
1.1 LDLT供体肝脏切除术后的并发症
与其他类型肝移植不同，LDLT供体的安全性是必须优先考虑的重要因素。Shin等[4]报道的LDLT供体术后总并发症发病率为10%；Yaprak等[5]报道LDLT术后供体并发症的发生率为9.4%～67%，最常见的并发症为胆道并发症，发生率为11.1%～82.3%。大多数并发症并不威胁供者的生命安全。根据供者肝脏切取位置的不同，术后供体死亡并发症的发生率在左半肝和右半肝分别为0.3%～1.0%和0.2%～0.5% [6-7]。截止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有报道的LDLT供体死亡病例约有40多例。因此，如何保证供者的安全及预防和减少供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在LDLT中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术后并发症Clavien系统分级来对LDLT供体进行术后并发症的评估（表 1）。总的来说，LDLT供体术后常见并发症包括胆道并发症（胆瘘、胆结石、胆管狭窄、梗阻等）、切口并发症（切口疼痛不适、感染、血肿、裂开、切口疝等）、腹腔脓肿、腹水、腹胀、术后出血、动静脉血栓、肺部感染、肺栓塞、泌尿系感染、肠梗阻等。据Ozgor等[6]的报道，LDLT供体术后并发症51.6%为Clavien分级Ⅰ级，6%为Ⅱ级，18.1%为Ⅲa级，23.4%为Ⅲb级，0.6%为Ⅳa，无Ⅳb级及Ⅴ级术后并发症发生。
表1
LDLT供体术后并发症Clavien系统分级
考虑到供体的安全，LDLT术前必须较准确地估计肝脏的容积指标，供肝切取的一个原则是保证术后供者剩余肝脏及移植肝能够正常发挥功能，供肝的选择对于供受体的结局具有较大的影响，包括不含肝中静脉（middle hepatic vein，MHV）的活体右半肝，含MHV的活体右半肝，左半肝以及儿童LDLT常采用的左外叶。在活体右半肝移植是否保留供体的肝中静脉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包含MHV的右半肝切除会导致肝脏Ⅳ段的静脉回流障碍，增加供体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肝静脉淤血可导致供体肝功能紊乱，继发门静脉高压、大量腹水、以及高胆红素血症，严重时可能导致供体死亡[8-9]。但目前多中心包含MHV右半肝移植的临床实践证明：包含MHV的肝切除对供体是安全的。Sugawara等[7]和Lei等[10]的研究证明，包含MHV的右半肝切除与不包含MHV的右半肝切除术后供体并发症的发病率、术后胆红素及转氨酶水平、术后早期肝功能的恢复及肝组织再生均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供肝的切取包含MHV有利于促进移植物受者体重比（graft-to-recipient weight ratio，GRWR）小于0.8%的受体肝功能的早期恢复以及肝脏的再生[11]。因此，在保证供体剩余肝脏血液回流充分的情况下，可以选择连带供肝MHV的移植物[12]。目前提倡在保证供体安全的前提下，尽量为受体植入更多肝脏组织，一般GRWR至少应> 0.8%。
随着影像学的发展，CT三维重建、血管造影以及超声检查技术都是LDLT术前肝脏体积的评估较好的手段[13-14]。常规估计肝脏容积的指标包括移植物体积/受体标准肝体积（graft volume to recipient standard liver volume ratio，GV∕SLV）和GRWR，这两项指标应分别大于大综文献报道的0.40和0.08，若低于此则有可能导致小肝综合征（small-for-size synd-rome，SFSS）的发生[15]。SFSS是指LDLT术后的一种严重并发症，由供体剩余肝脏或受体植入肝脏过小引起，表现为以持续性黄疸、凝血功能紊乱及难治性腹水为主要特点，严重时出现败血症、胃肠道出血、肝性脑病以及肾功能、呼吸功能衰竭，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严重影响LDLT供受体的预后[16-17]。
1.2 LDLT术后并发症的处理
根据术后并发症Clavien系统分级，供体并发症可分为轻微组（Ⅰ～Ⅱ级）和较重组（Ⅲ～Ⅳ级），Ⅴ级极少发生，对轻微的并发症通常可以采用保守治疗获得较满意的效果，而严重的并发症往往需要外科、内镜、放射介入等有创性治疗（包括有创的外科引流治疗甚至再次手术治疗）[18]。
1.2.1 胆道并发症
包括胆瘘、胆管狭窄等，目前多采用核磁共振成像（MRI）结合胆管及血管造影或螺旋CT三维成像技术对供体肝脏的形态、体积以及重要的胆管、血管分布和变异情况进行综合性的术前评估，使得与供肝切取术后供体胆道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降低，即使发生胆道并发症，大多数也可以通过保守治疗、介入或内镜等微创治疗方式得以解决[19]。非手术治疗无效时可行手术治疗，较小的瘘口可行单纯修补术，若瘘口较大或是狭窄较严重可行胆管断端成型后重新吻合或胆肠吻合术。
1.2.2 切口并发症
这是较常见的术后并发症[4]，其中又以切口感染和裂开最为多见。切口感染的预防应遵循的原则：①严格的无菌操作技术；②广谱抗生素的预防性应用；③严重污染切口的延期缝合；④术前改善机体营养状况，增强患者的抵抗力；⑤无张力缝合切口，保护组织血运，不留死腔；⑥注意保持通畅引流。在感染的早期阶段，及时进行物理治疗，以促进炎症的吸收。切口已化脓时，应立即折除缝合线，扩开切口充分引流，并剪去已经坏死的皮下组织、肌膜和腱膜。脓汁应进行需氧菌和厌氧菌培养及药敏试验，为选用有效抗菌药物提供依据。为缩短治疗时间，可加强交换敷料后对肉芽新鲜的创面行二期缝合。切口裂开的防治措施包括：纠正患者的营养状况，老年患者切口采用减张缝合线缝合，术后腹部应用腹带适当包扎等，这样可减少切口裂开的机会。若切口已裂开，无论是完全性还是部分性，只要没有感染，均应立即在手术室良好的麻醉情况下，重新逐层缝合腹壁。
1.2.3 SFSS
SFSS的预防策略除了对移植供体的选择及详细评估外，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5]：①降低门静脉的灌流；②流出道的重建；③缺血的预处理等。
2 LDLT供体术后健康相关生存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QOL）
LDLT除了挽救终末期肝脏疾病患者的生命外，供体的生存质量是LDLT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20-21]。供肝的切取作为一种风险较大的手术，给供体带来创伤和并发症在所难免。迄今为止，相关报道都说明健康人捐献部分肝脏是安全可行的。但是鉴于LDLT在全球广泛开展仅有数十年时间，目前还缺乏供体长期生存质量随访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威胁供体长期生存的危险因素到目前为止还不得而知[22]。所以，较系统的、长期的对LDLT供体生存质量的随访是临床医生的一个工作重点。
目前，临床上常使用SF-36（Short Form-36）来随访调查供体的QOL [23-24]，SF-36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生存质量测评工具，它评价QOL的8个方面，可细分为生理方面（physicial subscales）：生理功能（physical functioning，PF）、生理职能（role physical，RP）、躯体疼痛（bodily pain，BP）及总体健康（general health，GH）和心理方面（mental subscales）：活力（vitality，VT）、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ing，SF）、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MH）及情感角色（role emotional，RE）[25]。某些生理功能紊乱包括切口疼痛、麻木、瘙痒、瘢痕、切口周围搏动、体力及体质量下降、睡眠障碍、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和无法集中注意力，以及心理应激包括抑郁、焦虑、自责、情感低落、幻觉、感觉痛苦、容易愤怒、人际关系敏感等，虽然大多数并不需要临床治疗，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患者的QOL。Takada等[26]的研究表明，供肝者平均在术后6个月内可以恢复术前的工作和劳动，生活、工作均与术前无异，体力劳动未受任何影响。Parikh等[23]和Chen等[27]的研究表明，在术后3个月内，供体生理方面的QOL较术前有明显降低，6个月内恢复到术前的基线水平，而心理方面的QOL与术前无明显变化，供体通常比较关心术后出现腹胀、腹痛、肌无力及躯体的疲劳。Kousoulas等[22]研究表明，献肝者不会后悔当初捐肝的决定，因为捐献的过程并不影响他们的QOL，供者SF-36得分与普通正常人群一样甚至要高。但是不得不承认，供体手术后的并发症以及受体术后死亡对供体QOL有较大的负面影响[28]。因此，应尽量降低供受体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严格控制受体死亡率。
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LDLT不仅安全可行，更重要的是可能对供体的情感、心理、家庭、社会交往等产生良好的、积极向上的影响，供体献肝后，生存质量未受到明显影响。国外类似的调查报告[29-30]显示, 接受随访调查的供肝者几乎100%认为，如果有必要，愿意再次捐献肝脏。这进一步证实了LDLT对供体来说是相对安全的，可以产生良好的积极的心理影响。
3 LDLT供体术后的肝脏再生
与其他内脏器官比较，肝脏具有更强的再生能力[31]。肝脏再生是一个涉及多种效应细胞增殖反应的高度协调的过程，肝脏部分切除术后，以肝细胞为主的肝实质细胞、干细胞、非实质细胞及各种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等迅速反应，参与肝脏再生的动态过程。医学实验证明，小白鼠的肝脏被切除75%后，只要经过约3周，便又可重新恢复原状[32]，而人类也只需要4～6个月的时间就能恢复[31, 33]。这是由于大部分肝脏切除（partial hepatectomy，PH）或肝脏损伤后，肝细胞数量急剧减少，各种反馈信号刺激处于G0期的肝细胞进行增殖，残肝肝细胞通过细胞增殖由基本不生长状态转变为快速生长状态，以补偿丢失、损伤的肝脏组织和恢复肝脏正常的生理功能，这个过程称为肝脏再生[34]。同时，机体可精确感知再生肝脏的大小，适时停止肝脏再生。肝脏再生包括肝实质细胞再生和肝组织结构的重建，肝细胞在再生中起重要作用，体内多种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通过不同机理进行调控。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及白介素-6（IL-6）可激活G0期肝细胞，在生长因子如肝细胞生长因子（HGF）、转化生长因子-α（TGF-α）等作用下进入细胞周期，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系统(cyclin CDKs)则促进肝细胞进入S期增殖；而细胞凋亡及TGF-β等则参与终止肝脏再生的调控[35]。对肝脏再生调控机理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对肝损伤和肝脏切除术后再生修复机理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为活体器官移植开辟了新的应用前景。
现已证实，绝大多数LDLT供体肝脏再生发生在术后1周～2个月之内；在6个月～1年，无论是右叶供肝还是左叶供肝，供体残留肝脏组织可增生至约原来标准肝体积大小[36]。Humar等[37]用CT扫描来测量供体术后3个月残肝肝体积为其标准肝体积的78.6%，而受体移植物肝体积为其标准肝体积的103.9%；Nadalin等[38]用MRI测量肝脏体积发现，术后当天供体残肝肝体积为其标准肝体积的39%，3个月后增至77%，1年后增至83%；Pomfret等[39]的测量结果发现，供体肝脏切除术1年后残肝肝体积为其标准肝体积的83.3%，女性供体的肝脏再生情况低于男性供体（79.8%比85.6%，P=0.01）。这些研究结果证明，肝脏再生其实并不完全。这一方面与供体性别、年龄等相关；另一方面与供体术前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脂肪肝程度、术中MHV的取舍、流出道的重建及术后肝脏淤血、淤胆等因素相关。尽管如此，肝脏的再生仍能充分满足供体足够的肝脏功能。
综上所述，LDLT具有供肝活力强、冷缺血时间短、可以选择最适宜的手术时机等优点，但它存在对健康供者行肝叶切除术的伦理、手术技术难度大、供体术后并发症、供体生存质量、肝脏再生等相关问题[3]，要改善LDLT供体术后的预后，仍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