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是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恶性肿瘤之一，并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但值得注意的是，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依然超过16%，尤其对于年龄<60岁患者，其生存时间通常相对较长，年龄越大死亡风险更高[1]。在医疗康复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术后患者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治疗完成后重新融入工作环境的挑战。根据张梦瑶等[2]的研究，我国癌症患者群体在重新融入职场时面临的挑战较为显著。这主要是由于患者普遍缺乏疾病管理的相关知识，对治疗效果的长期性存在不确定性，以及因身体状况而引发的焦虑与抑郁等情绪问题。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癌症患者的工作和生活质量。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术后患者将面对重回职场的挑战。重返工作岗位对于患者及其家庭来说，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稳定，更能促进患者的正常生活重建，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重返工作准备度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其反映了患者为重新融入职场所做的准备，准备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重返工作的速度和效果[3]。因此，了解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水平，对于把握最佳的重返工作时机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肺癌术后中青年返岗人员工作准备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临床护理工作者提供新的干预和研究视角，助力患者更好地回归职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通过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3—9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并已成功重返工作岗位的肺癌患者。共3名研究者经统一培训并征求患者同意后，在患者出院后30 d通过微信发放问卷或电话随访患者完成问卷填写和数据收集。患者纳入标准：① 年龄18～60岁；② 经影像学检查以及病理学检查诊断为肺癌；③ 结束治疗，处于院外随访阶段；④ 已重返工作；⑤ 知情并同意进入本研究。排除标准：① 有家族遗传精神疾病史，存在意识、认知障碍；② 有严重心、肝功能障碍及其他恶性肿瘤病史；③ 文化程度过低而无法阅读问卷；④ 疾病进展及复发患者；⑤ 不愿参加本研究者。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问卷
肺癌生存者一般资料问卷是研究者基于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后自行设计，问卷内容涵盖了肺癌生存者的性别、年龄、居住地、子女数、学历、婚姻状况、职业、工作性质、每周工作时间、家庭平均月收入、医保类型、癌症类型、癌症分期、手术方式、手术范围、术后带管时间、术后并发症、手术部位、主要应对方式等相关资料。
1.2.2 重返工作准备度量表
（readiness for return-to-work scale，RRTW）由Franche等[4]于2007年创建，并在2018年由曹慧丽等[5]进行汉化与修订。这一量表旨在评估患者在重返工作前后的意愿和准备状态。在针对乳腺癌患者的测试中，该量表显示出了良好的信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75～0.84）和内容效度（0.96）。本研究仅选取该量表的第二部分内容，针对已返岗患者，包括不确定维持和主动维持两个阶段，共9个条目。评分采用Likert 5级制，从“极不同意”到“极同意”分别赋分1～5分。量表不计算总分，而是计算各维度条目的平均分，以反映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平均分越高，表明患者的准备度越高。
1.2.3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由Schwarzer编制，王才康等[6]进行了汉化，用于评估个体在面对不同环境挑战时的自信心水平。该量表包含10个条目，通过Likert 4级评分系统量化，即从“完全不正确”到“完全正确”分别赋值1～4分。量表总分范围为10～40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越强。在可靠性方面，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0.91，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1.2.4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由解亚宁[7]汉译并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此量表聚焦于两个关键维度：积极应对（包含条目1～12）和消极应对（条目13～20）。问卷采用Likert 3级评分系统，总分上限为60分。该问卷在癌症患者应对方式的调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显示出良好的信度，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78～0.90[7-8]。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Epidata 3.1录入数据，SPSS 24.0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描述。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影响因素。双侧检验水准α=0.05。
1.4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获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2022年审（1205号）。
2 结果
2.1 重返工作准备度现状
本研究共纳入219例已重返工作的中青年肺癌术后患者，其中男59例、女160例。绝大多数患者（160/219，73.1%）处于其中主动维持阶段，RRTW得分（17.59±1.48）分，59例（26.9%）患者处于不确定维持阶段，RRTW得分（16.22±1.50）分。
2.2 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不确定维持阶段和主动维持阶段的患者年龄、子女数、职业、工作性质、每周工作时间、医保类型、主要应对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219例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单因素分析（例）
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以及一般自我效能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年龄、子女数、职业、医保类型、一般自我效能及主要应对方式是中青年肺癌术后已返岗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影响因素，其中年龄≤30岁（OR=52.381）、企事业单位人员（OR=7.682）、农牧渔林劳动人员（OR=15.665）、有较高自我效能（OR=1.157）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高，子女数≥2个（OR=0.055）、积极应对（OR=0.022）及自费（OR=0.044）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低；见表2。
表2
已返岗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在本组中青年肺癌患者中，73.1%的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处于主动维持阶段，RRTW得分（17.59±1.48）分，这与Ghasempour等[9]的研究结果相似。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在于，大部分患者已经找到了工作与疾病之间的平衡点，能够有效管理自身健康状况，并继续维持或投身于职场活动。同时也表明，尽管癌症患者面临着诸多挑战，但许多人仍能够通过积极的努力和自我调整，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另有26.9%的患者处于不确定维持阶段，RRTW得分（16.22±1.50）分，这一比例与王仁秀[10]在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患者中的研究结果相近，患者虽已重返工作岗位，但由于癌症预后的不确定性，担心可能再次离岗，这不仅影响了他们在工作中的专注度，还可能对整体的工作表现和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戴建娟等[11]也发现，重返工作准备度是影响肺癌患者重返工作岗位后工作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现象，医护人员应高度重视并主动介入，根据患者在工作过程中对疾病的担忧，及时提供专业的预后指导，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疾病认知。同时，医护人员还应督促患者做好定期复查，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任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关注疾病的动态变化，医护人员可帮助患者维持更高水平的重返工作准备度，使他们能够更加自信地面对工作和生活挑战。
本研究发现，年龄、职业和工作性质是影响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关键因素。年龄≤30岁的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较高，与李伟东等[12]的研究结果相似。这可能与他们处于事业上升期、自尊心强、对实现自我价值有较高追求有关。而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工作能力恢复难度增加，可能导致重返工作准备度降低[13]。疾病分期方面，与Canvanna等[14]及Mersni等[15]对癌症患者的研究结果一致，显示疾病分期较低的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较高。这可能是因为疾病严重程度较轻，治疗效果和预后较好，因此在重返工作过程中面临的疾病负担就相对较轻。在职业方面，本研究发现，与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患者相比，从事体力劳动的患者在重返工作准备度的主动维持阶段表现出更高的水平。这可能与他们面临的社会压力较大、经济待遇相对较低，从而能激发更高的主观能动性和耐力有关[8]。不过，这与杨申申等[16]的调查结果有差异，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支持网络不同所致。针对以上发现，本研究建议医护人员应根据患者的年龄、职业、工作性质、疾病分期等因素，为患者提供重返工作岗位的信息支持，并帮助他们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在疾病治疗结束前，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以帮助他们顺利重返工作岗位，提高生活质量。目前，我国针对返岗患者的干预工作尚不完善[17]，因此，开展相关研究和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积极应对方式能促进患者重返工作，这与Fitch等[18]的研究结果一致。同时，有研究[19]也表明，重返工作的癌症患者，因身体暂时不能胜任等原因，会发生职业规划及个人理想的变化，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不确定性，从而导致重返工作后工作表现积极性不高，影响工作表现。此外，较好的身体素质可帮助患者采取更为积极的方式去应对癌症诊断、治疗后出现的相关问题，每周2次以上的身体锻炼，可提高癌症患者重返工作概率[20]。这提示癌症患者在重返工作后确实会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然而个人努力、企业支持和社会关怀等可帮助他们更好地提高工作表现积极性，尽快恢复到术前工作及生活水平。
本研究表明，一般自我效能与重返工作准备度呈正相关。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是自我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结果显示，较高的一般自我效能对重返工作有积极的助推作用。这与Zegers等[21]的研究结果相似，自我效能高的患者对疾病的自我管理强，其心理状态好，从而其健康行为会得到良好的改善。韩芳等[22]的研究同样揭示了自我效能与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之间具有紧密的正相关关系，自我效能高的患者往往对重返工作岗位持有更高的信心，这种信心驱动他们更积极地付诸行动，从而提高了他们的重返工作准备度。自我效能感在减轻焦虑和恐惧、维持动机、促进工作参与和提高工作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3]。为增强中青年肺癌术后患者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社会生活功能并早日重返工作，可以采取一系列综合性干预措施，如巴林特小组、团体认知行为干预以及对家属的健康教育。同时，通过提高患者的社会支持水平，我们期望能够为患者重返工作岗位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
综上所述，中青年肺癌术后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普遍位于中等水平。多种因素共同影响患者的准备度，医护人员应当基于每例患者的独特情况，提供个性化指导和支持。首先，医护人员可以根据患者的年龄和家庭状况，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心理援助。对于年轻患者，应鼓励他们积极面对工作挑战；对于年长者或家庭责任较重患者，需要更加关注他们的家庭需求，并提供必要支持。其次，针对不同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时间，医护人员可以制定相应的康复和工作适应计划。对于从事体力劳动患者，应关注其身体康复情况，提供适合的锻炼建议；对于脑力劳动者，应关注其心理康复和认知能力恢复。此外，还可通过举办肺癌术后康复知识讲座或活动，增强患者对疾病和康复过程的认识，从而提高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同时，鼓励患者之间的互助与交流，分享经验，相互支持，增强重返工作的信心和动力。最后，我们建议建立健全肺癌术后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评估体系，以便更准确地了解患者的准备情况，为他们提供更精准的支持和帮助。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期望能够有效提升已返岗肺癌术后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和工作。
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为横断面研究设计以及纳入的相关变量数量有限，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多中心、前瞻性设计，例如通过跟踪重返工作的肺癌患者在不同时间点的状况，更深入地探讨各因素对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影响机制。其次，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扩大变量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患者的心理状况、社会支持、工作环境、职业特点等，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患者重返工作的能力和准备度。此外，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考虑采用量性与质性相结合的方法，以更全面地了解肺癌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为临床干预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建议。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尹媛媛负责研究设计、数据收集和论文撰写；龙兴霞、戢艳丽负责数据整理分析及论文调整、修改；张杰、朱英、何利君负责数据收集；杨梅负责研究设计指导、对文章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
肺癌是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恶性肿瘤之一，并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但值得注意的是，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依然超过16%，尤其对于年龄<60岁患者，其生存时间通常相对较长，年龄越大死亡风险更高[1]。在医疗康复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术后患者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治疗完成后重新融入工作环境的挑战。根据张梦瑶等[2]的研究，我国癌症患者群体在重新融入职场时面临的挑战较为显著。这主要是由于患者普遍缺乏疾病管理的相关知识，对治疗效果的长期性存在不确定性，以及因身体状况而引发的焦虑与抑郁等情绪问题。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癌症患者的工作和生活质量。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术后患者将面对重回职场的挑战。重返工作岗位对于患者及其家庭来说，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稳定，更能促进患者的正常生活重建，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重返工作准备度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其反映了患者为重新融入职场所做的准备，准备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重返工作的速度和效果[3]。因此，了解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水平，对于把握最佳的重返工作时机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肺癌术后中青年返岗人员工作准备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临床护理工作者提供新的干预和研究视角，助力患者更好地回归职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通过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3—9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并已成功重返工作岗位的肺癌患者。共3名研究者经统一培训并征求患者同意后，在患者出院后30 d通过微信发放问卷或电话随访患者完成问卷填写和数据收集。患者纳入标准：① 年龄18～60岁；② 经影像学检查以及病理学检查诊断为肺癌；③ 结束治疗，处于院外随访阶段；④ 已重返工作；⑤ 知情并同意进入本研究。排除标准：① 有家族遗传精神疾病史，存在意识、认知障碍；② 有严重心、肝功能障碍及其他恶性肿瘤病史；③ 文化程度过低而无法阅读问卷；④ 疾病进展及复发患者；⑤ 不愿参加本研究者。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问卷
肺癌生存者一般资料问卷是研究者基于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后自行设计，问卷内容涵盖了肺癌生存者的性别、年龄、居住地、子女数、学历、婚姻状况、职业、工作性质、每周工作时间、家庭平均月收入、医保类型、癌症类型、癌症分期、手术方式、手术范围、术后带管时间、术后并发症、手术部位、主要应对方式等相关资料。
1.2.2 重返工作准备度量表
（readiness for return-to-work scale，RRTW）由Franche等[4]于2007年创建，并在2018年由曹慧丽等[5]进行汉化与修订。这一量表旨在评估患者在重返工作前后的意愿和准备状态。在针对乳腺癌患者的测试中，该量表显示出了良好的信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75～0.84）和内容效度（0.96）。本研究仅选取该量表的第二部分内容，针对已返岗患者，包括不确定维持和主动维持两个阶段，共9个条目。评分采用Likert 5级制，从“极不同意”到“极同意”分别赋分1～5分。量表不计算总分，而是计算各维度条目的平均分，以反映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平均分越高，表明患者的准备度越高。
1.2.3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由Schwarzer编制，王才康等[6]进行了汉化，用于评估个体在面对不同环境挑战时的自信心水平。该量表包含10个条目，通过Likert 4级评分系统量化，即从“完全不正确”到“完全正确”分别赋值1～4分。量表总分范围为10～40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越强。在可靠性方面，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0.91，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1.2.4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由解亚宁[7]汉译并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此量表聚焦于两个关键维度：积极应对（包含条目1～12）和消极应对（条目13～20）。问卷采用Likert 3级评分系统，总分上限为60分。该问卷在癌症患者应对方式的调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显示出良好的信度，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78～0.90[7-8]。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Epidata 3.1录入数据，SPSS 24.0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描述。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影响因素。双侧检验水准α=0.05。
1.4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获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2022年审（1205号）。
2 结果
2.1 重返工作准备度现状
本研究共纳入219例已重返工作的中青年肺癌术后患者，其中男59例、女160例。绝大多数患者（160/219，73.1%）处于其中主动维持阶段，RRTW得分（17.59±1.48）分，59例（26.9%）患者处于不确定维持阶段，RRTW得分（16.22±1.50）分。
2.2 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不确定维持阶段和主动维持阶段的患者年龄、子女数、职业、工作性质、每周工作时间、医保类型、主要应对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219例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单因素分析（例）
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以及一般自我效能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年龄、子女数、职业、医保类型、一般自我效能及主要应对方式是中青年肺癌术后已返岗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影响因素，其中年龄≤30岁（OR=52.381）、企事业单位人员（OR=7.682）、农牧渔林劳动人员（OR=15.665）、有较高自我效能（OR=1.157）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高，子女数≥2个（OR=0.055）、积极应对（OR=0.022）及自费（OR=0.044）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低；见表2。
表2
已返岗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在本组中青年肺癌患者中，73.1%的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处于主动维持阶段，RRTW得分（17.59±1.48）分，这与Ghasempour等[9]的研究结果相似。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在于，大部分患者已经找到了工作与疾病之间的平衡点，能够有效管理自身健康状况，并继续维持或投身于职场活动。同时也表明，尽管癌症患者面临着诸多挑战，但许多人仍能够通过积极的努力和自我调整，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另有26.9%的患者处于不确定维持阶段，RRTW得分（16.22±1.50）分，这一比例与王仁秀[10]在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患者中的研究结果相近，患者虽已重返工作岗位，但由于癌症预后的不确定性，担心可能再次离岗，这不仅影响了他们在工作中的专注度，还可能对整体的工作表现和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戴建娟等[11]也发现，重返工作准备度是影响肺癌患者重返工作岗位后工作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现象，医护人员应高度重视并主动介入，根据患者在工作过程中对疾病的担忧，及时提供专业的预后指导，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疾病认知。同时，医护人员还应督促患者做好定期复查，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任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关注疾病的动态变化，医护人员可帮助患者维持更高水平的重返工作准备度，使他们能够更加自信地面对工作和生活挑战。
本研究发现，年龄、职业和工作性质是影响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关键因素。年龄≤30岁的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较高，与李伟东等[12]的研究结果相似。这可能与他们处于事业上升期、自尊心强、对实现自我价值有较高追求有关。而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工作能力恢复难度增加，可能导致重返工作准备度降低[13]。疾病分期方面，与Canvanna等[14]及Mersni等[15]对癌症患者的研究结果一致，显示疾病分期较低的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较高。这可能是因为疾病严重程度较轻，治疗效果和预后较好，因此在重返工作过程中面临的疾病负担就相对较轻。在职业方面，本研究发现，与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患者相比，从事体力劳动的患者在重返工作准备度的主动维持阶段表现出更高的水平。这可能与他们面临的社会压力较大、经济待遇相对较低，从而能激发更高的主观能动性和耐力有关[8]。不过，这与杨申申等[16]的调查结果有差异，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支持网络不同所致。针对以上发现，本研究建议医护人员应根据患者的年龄、职业、工作性质、疾病分期等因素，为患者提供重返工作岗位的信息支持，并帮助他们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在疾病治疗结束前，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以帮助他们顺利重返工作岗位，提高生活质量。目前，我国针对返岗患者的干预工作尚不完善[17]，因此，开展相关研究和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积极应对方式能促进患者重返工作，这与Fitch等[18]的研究结果一致。同时，有研究[19]也表明，重返工作的癌症患者，因身体暂时不能胜任等原因，会发生职业规划及个人理想的变化，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不确定性，从而导致重返工作后工作表现积极性不高，影响工作表现。此外，较好的身体素质可帮助患者采取更为积极的方式去应对癌症诊断、治疗后出现的相关问题，每周2次以上的身体锻炼，可提高癌症患者重返工作概率[20]。这提示癌症患者在重返工作后确实会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然而个人努力、企业支持和社会关怀等可帮助他们更好地提高工作表现积极性，尽快恢复到术前工作及生活水平。
本研究表明，一般自我效能与重返工作准备度呈正相关。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是自我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结果显示，较高的一般自我效能对重返工作有积极的助推作用。这与Zegers等[21]的研究结果相似，自我效能高的患者对疾病的自我管理强，其心理状态好，从而其健康行为会得到良好的改善。韩芳等[22]的研究同样揭示了自我效能与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之间具有紧密的正相关关系，自我效能高的患者往往对重返工作岗位持有更高的信心，这种信心驱动他们更积极地付诸行动，从而提高了他们的重返工作准备度。自我效能感在减轻焦虑和恐惧、维持动机、促进工作参与和提高工作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3]。为增强中青年肺癌术后患者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社会生活功能并早日重返工作，可以采取一系列综合性干预措施，如巴林特小组、团体认知行为干预以及对家属的健康教育。同时，通过提高患者的社会支持水平，我们期望能够为患者重返工作岗位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
综上所述，中青年肺癌术后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普遍位于中等水平。多种因素共同影响患者的准备度，医护人员应当基于每例患者的独特情况，提供个性化指导和支持。首先，医护人员可以根据患者的年龄和家庭状况，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心理援助。对于年轻患者，应鼓励他们积极面对工作挑战；对于年长者或家庭责任较重患者，需要更加关注他们的家庭需求，并提供必要支持。其次，针对不同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时间，医护人员可以制定相应的康复和工作适应计划。对于从事体力劳动患者，应关注其身体康复情况，提供适合的锻炼建议；对于脑力劳动者，应关注其心理康复和认知能力恢复。此外，还可通过举办肺癌术后康复知识讲座或活动，增强患者对疾病和康复过程的认识，从而提高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同时，鼓励患者之间的互助与交流，分享经验，相互支持，增强重返工作的信心和动力。最后，我们建议建立健全肺癌术后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评估体系，以便更准确地了解患者的准备情况，为他们提供更精准的支持和帮助。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期望能够有效提升已返岗肺癌术后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和工作。
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为横断面研究设计以及纳入的相关变量数量有限，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多中心、前瞻性设计，例如通过跟踪重返工作的肺癌患者在不同时间点的状况，更深入地探讨各因素对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影响机制。其次，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扩大变量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患者的心理状况、社会支持、工作环境、职业特点等，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患者重返工作的能力和准备度。此外，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考虑采用量性与质性相结合的方法，以更全面地了解肺癌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为临床干预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建议。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尹媛媛负责研究设计、数据收集和论文撰写；龙兴霞、戢艳丽负责数据整理分析及论文调整、修改；张杰、朱英、何利君负责数据收集；杨梅负责研究设计指导、对文章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