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仍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首要原因[1]。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20年癌症数据[2]，估计每年有180万人死于肺癌。随着低剂量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的推广，T1a～bN0M0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检出率提高。亚肺叶切除（肺段切除与楔形切除）与肺叶切除比较，能够为患者保留更多的肺实质，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已被美国国家癌症综合网络（NCCN）指南推荐作为周围型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手术方式。肺段切除术与楔形切除术治疗周围型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5年总体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疾病特异性生存期（disease-specific survival，DSS）相似[3]。肺段切除术属于解剖性切除，肿瘤学效果更好[4-7]，其优势可能在远期得以体现。然而，目前两种亚肺叶切除术治疗T1a～bN0M0期NSCLC的远期（10年）预后差异尚不明确。
本文从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Surveillance，Epidemiology，and End Results，SEER）数据库纳入亚肺叶切除治疗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数据，经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score matching，PSM）后，对患者远期预后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使用SEER*Stat（版本8.4.1.2）软件下载患者数据。纳入标准：（1）肺和支气管源性恶性肿瘤患者，且诊断时间为2004—2015年；（2）年龄18～89岁；（3）部位编码为C34.1～C34.3，且偏侧为左侧或右侧；（4）组织学类型ICD-O-3编码为8256/3、8257/3、8250/3、8551/3、8260/3、8265/3、8230/3、8253/3、8254/3、8480/3、8333/3、8144/3、8140/3、8070/3、8071/3、8072/3、8083/3、8082/3、8012/3、8560/3、8022/3、8031/3、8032/3、8972/3、8090/3；（5）肿瘤直径≤2 cm；（6）行区域淋巴结检查，数目不少于1个，且淋巴结病理检查结果为阴性；（7）符合AJCC第6版T1、N0、M0标准；（8）未接受放疗和化疗，或化疗情况未知；（9）手术方式为楔形切除或肺段切除。排除标准：生存时间未知或术后1个月内死亡或删失。按手术方式分将患者为肺段组和楔形组。
1.2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1）性别；（2）年龄，即患者初诊为NSCLC时的年龄；（3）肿瘤直径；（4）肿瘤位置：根据位置编码和侧别编码重编码为5个肺叶；（5）组织学类型：根据ICD-O-3重编码为5个主要类型（腺癌、鳞癌、腺鳞癌、大细胞癌、肉瘤样癌）；（6）区域淋巴结切除数（number of regional nodes dissected，RND）。
本研究主要终点为OS，即从确诊到全因死亡的时间。次要终点是DSS，即从确诊到死于肺癌的时间。同时记录末次随访时间。
1.3 统计学分析
统计分析和绘图使用R软件包（版本4.3.1，https://www.R-project.org/）。
1.3.1 基线资料分析
使用“twogrps”函数自动判断连续变量的正态性。满足正态分布的变量，以均数±标准差（x±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满足正态分布的变量以中位数和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分类变量以例数和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水准α=0.05。
1.3.2 倾向性评分匹配
通过“matchit”函数进行PSM，匹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肿瘤直径和位置。采用logistic回归估算倾向得分，按照1∶1比例最近邻匹配，卡钳值设为0.2，匹配过程中不进行替换。上述匹配因素的选择旨在消除术式选择时的混杂偏倚，而不干涉术后产生的变量（如组织学类型和RND）。组间的配对平衡采用标准化均数差（standard mean difference，SMD）进行评估，SMD≤0.1表示组间资料平衡。
1.3.3 生存分析
组间生存差异分析分别采用Kaplan-Meier法和受限平均生存时间（restricted mean survival time，RMST）法进行。（1）Kaplan-Meier法：使用“survfit”函数拟合生存函数、“jskm”函数估计DSS和OS，组间比较采用对数秩检验（log-rank test），“ggsurvplot”函数绘制生存曲线；（2）RMST法：采用“rmst2”函数估计两组的RMST。
1.3.4 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
未分层的单因素Cox回归分析使用“coxph”函数，获取log-rank P值。等比例风险假定（proportional hazards assumption，PHA）通过“cox.zph”和“ggcoxzph”函数使用Schoenfeld残差法判定，获得Schoenfeld P值。若某因素存在违背PHA的情况，则重新构建时间依赖的Cox回归模型。依据单因素分析的结果结合变量的实际临床意义纳入多因素Cox回归分析。
1.3.5 亚组分析
亚组分析时使用“surv_cutpoint”函数确定连续变量（年龄、肿瘤大小、RND）的最佳截点，“surv_categorize”函数自动将连续变量转换为分类变量。亚组内分别计算10年内两组OS的RMST比值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使用“forestplot”函数绘制森林图。
1.4 伦理审查
本研究依托于SEER数据库，对于使用已公开的、彻底去标识化的二次数据资源进行科学研究，可免于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的额外审查流程。因此，本研究无需经过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正式审批。
2 结果
2.1 基线资料分析
共纳入
表1
匹配前后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例（%）/M（P25，P75）］
PMS后，共843对患者匹配成功，两组患者性别（P=1.000）、年龄（P=0.771）、肿瘤直径（P=0.692）、位置（P=0.935）和组织学亚型（P=0.76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肺段组的RND明显大于楔形组（P<0.001）。组间配对的平衡性良好（SMD<0.1）；见表1。
2.2 生存分析
生存分析显示，肺段组的10年DSS率和10年DSS-RMST［68.0%（63.9%，72.3%）vs. 60.6%（56.4%，65.2%），P=0.011；8.35（8.15，8.56）年vs. 8.02（7.81，8.24）年，P=0.031］及10年OS率［40.8%（37.0%，45.0%）vs. 37.0%（33.4%，41.0%），P=0.049］优于楔形组，而5年DSS率和5年DSS-RMST［82.9%（80.2%，85.6%）vs. 79.5%（76.7%，82.4%），P=0.112；4.58（4.51，4.66）年vs. 4.56（4.49，4.63）年，P=0.628］、5年OS率和5年OS-RMST［68.9%（65.8%，72.1%）vs. 64.9%（61.8%，68.3%），P=0.096；4.28（4.19，4.36）年vs. 4.21（4.12，4.30）年，P=0.341］以及10年OS-RMST［7.00（6.77，7.22）年vs. 6.69（6.47，6.92）年，P=0.06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图1。
图1
两组生存曲线的比较
a：疾病特异性生存曲线；b：总体生存曲线
2.3 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
未分层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患者性别和年龄、肿瘤组织学类型、RND和手术方式与DSS相关（P<0.05）。其中肿瘤组织学类型，虽然违反PHA假定，但根据既往报道，其仍具有临床意义，故作为分层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RND和手术方式是患者DSS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2。
表2
疾病特异性生存的Cox回归分析结果
未分层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患者性别和年龄、肿瘤直径、组织学类型、RND和手术方式与OS相关（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年龄、肿瘤组织学类型、RND是OS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3。
表3
患者总体生存的Cox回归分析结果
2.4 亚组分析
亚组分析表明，性别，年龄，RND，肿瘤组织学类型为腺鳞癌、大细胞癌、鳞癌，肿瘤位于左上、左下、右上叶和肿瘤直径>1.6 cm的患者，两组OS的10年RMS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肺段切除优势体现在腺癌（P=0.045）、右下叶（P=0.014）和肿瘤直径≤1.6 cm（P=0.006）的患者中；见图2。
图2
OS的10年RMST亚组分析
使用未分层的PMST估计了两组（肺段组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肺段切除术治疗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10年DSS率为68.0%，10年OS率为40.8%，10年DSS-RMST为8.35年，均优于楔形切除术。但两组5年OS率、DSS率、OS-RMST、DSS-RMST和10年OS-RMS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患者的年龄、性别和RND是DSS和OS的独立危险因素，亚肺叶切除方式仅是DSS的独立危险因素。肺段组的10年OS-RMST仅在腺癌、肿瘤位于右肺下叶和肿瘤直径≤1.6 cm的患者中优于楔形组。
本研究首次报道了亚肺叶切除术治疗p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OS-RMST。目前，有关亚肺叶切除术治疗原发性肺癌的RMST分析仍然较少，尤其缺乏10年OS-RMST、5年DSS-RMST和OS-RMST的差异分析。Wu等[8]的回顾性研究比较了Ⅰ～ⅢA期伴第二原发肺癌患者的OS-RMST，其中第一原发肺癌接受肺段切除术（n=30）和楔形切除术（n=119）患者的5年OS-RMST分别为45.5、47.8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虽然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是该研究中的患者伴第二原发肺癌，且肿瘤分期为Ⅰ～ⅢA期，参考价值有限。
Potter等[9]比较了pT1a～cN0M0期NSCLC患者的预后，接受肺段切除术（n=20）和楔形切除术（n=31）患者的10年DSS率分别为81.3%和84.8%，10年OS率分别为59.9%和45.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然而，本研究发现接受肺段切除术患者的10年DSS率和10年OS率优于楔形切除术。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该研究[9]中患者的肿瘤分期为T1a～cN0M0期。由于T1cN0M0期患者的存在，样本的10年DSS率和10年OS率表现差异不明显。另外，该研究中接受亚肺叶切术的患者样本量较少，缺乏足够的统计学效力检测两组之间生存率差异。随机临床试验（GALGB 140503）[10]比较了周围型c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预后，接受肺段切除术（n=131）和楔形切除术（n=204）患者5年DSS率分别为89.2%和89.7%，5年OS率分别为81.9%和79.7%，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虽然肺段切除术和楔形切除术在5年OS率上可能无显著差异，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如临床ⅠA2期或纯实性肿瘤），肺段切除术可能具有更好的肿瘤控制效果[11]。此外，肺段切除术在手术切缘的获取上也可能具有优势[12]。然而，这些结论需要进一步验证和明确。
研究[12]指出，在实性比>0.25、分期为T1a～bN0M0期NSCLC患者中，多因素分析表明OS死亡风险与患者年龄（HR=1.09）、性别（男性，HR=4.00）、癌胚抗原（HR=1.96）和组织病理学类型（非腺癌的NCSLC，HR=1.85）相关，而与手术方式无关。一项瑞典全国范围内肺癌人群的观察性队列研究[13]显示，与男性相比，女性OS死亡风险较低（HR=0.73）。一项关于Ⅰ期肺癌患者预后的Meta分析[14]显示，与楔形切除术相比，肺段切除术的OS死亡风险无统计学差异（HR=0.80）。有报道[15]指出，行亚肺叶切除的cT1a～bN0M0期NSCLC患者中，RND少的患者OS预后明显更差（HR=1.50）。以上报道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Li等[16]指出，与楔形切除术相比，虽然肺段切除术在腺癌患者中的OS死亡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鳞癌患者中的OS死亡风险较低（HR=0.69）。而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腺癌患者中，肺段切除术的10年OS-RMST优于楔形切除术。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亚组分析采用的是10年OS-RMST法比较，而上述研究采用的是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两种统计方法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因此难免存在选择偏倚。研究队列中的
综上所述，对于身体机能正常、预期寿命较长的患者，在不增加手术并发症和死亡风险的前提下，建议优先采用肺段切除术以获得更好的DSS；而对于身体机能较差、预期寿命<10年的患者，亚肺叶切除方式的选择则更加灵活。亚肺叶切除中增加淋巴结清扫可能改善预后。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王朝负责研究设计，数据整理与分析，论文初稿撰写与修改；潘宴青、孙云刚负责数据整理；邵丰负责研究设计，论文审阅与修改。
肺癌仍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首要原因[1]。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20年癌症数据[2]，估计每年有180万人死于肺癌。随着低剂量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的推广，T1a～bN0M0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检出率提高。亚肺叶切除（肺段切除与楔形切除）与肺叶切除比较，能够为患者保留更多的肺实质，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已被美国国家癌症综合网络（NCCN）指南推荐作为周围型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手术方式。肺段切除术与楔形切除术治疗周围型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5年总体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疾病特异性生存期（disease-specific survival，DSS）相似[3]。肺段切除术属于解剖性切除，肿瘤学效果更好[4-7]，其优势可能在远期得以体现。然而，目前两种亚肺叶切除术治疗T1a～bN0M0期NSCLC的远期（10年）预后差异尚不明确。
本文从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Surveillance，Epidemiology，and End Results，SEER）数据库纳入亚肺叶切除治疗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数据，经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score matching，PSM）后，对患者远期预后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使用SEER*Stat（版本8.4.1.2）软件下载患者数据。纳入标准：（1）肺和支气管源性恶性肿瘤患者，且诊断时间为2004—2015年；（2）年龄18～89岁；（3）部位编码为C34.1～C34.3，且偏侧为左侧或右侧；（4）组织学类型ICD-O-3编码为8256/3、8257/3、8250/3、8551/3、8260/3、8265/3、8230/3、8253/3、8254/3、8480/3、8333/3、8144/3、8140/3、8070/3、8071/3、8072/3、8083/3、8082/3、8012/3、8560/3、8022/3、8031/3、8032/3、8972/3、8090/3；（5）肿瘤直径≤2 cm；（6）行区域淋巴结检查，数目不少于1个，且淋巴结病理检查结果为阴性；（7）符合AJCC第6版T1、N0、M0标准；（8）未接受放疗和化疗，或化疗情况未知；（9）手术方式为楔形切除或肺段切除。排除标准：生存时间未知或术后1个月内死亡或删失。按手术方式分将患者为肺段组和楔形组。
1.2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1）性别；（2）年龄，即患者初诊为NSCLC时的年龄；（3）肿瘤直径；（4）肿瘤位置：根据位置编码和侧别编码重编码为5个肺叶；（5）组织学类型：根据ICD-O-3重编码为5个主要类型（腺癌、鳞癌、腺鳞癌、大细胞癌、肉瘤样癌）；（6）区域淋巴结切除数（number of regional nodes dissected，RND）。
本研究主要终点为OS，即从确诊到全因死亡的时间。次要终点是DSS，即从确诊到死于肺癌的时间。同时记录末次随访时间。
1.3 统计学分析
统计分析和绘图使用R软件包（版本4.3.1，https://www.R-project.org/）。
1.3.1 基线资料分析
使用“twogrps”函数自动判断连续变量的正态性。满足正态分布的变量，以均数±标准差（x±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满足正态分布的变量以中位数和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分类变量以例数和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水准α=0.05。
1.3.2 倾向性评分匹配
通过“matchit”函数进行PSM，匹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肿瘤直径和位置。采用logistic回归估算倾向得分，按照1∶1比例最近邻匹配，卡钳值设为0.2，匹配过程中不进行替换。上述匹配因素的选择旨在消除术式选择时的混杂偏倚，而不干涉术后产生的变量（如组织学类型和RND）。组间的配对平衡采用标准化均数差（standard mean difference，SMD）进行评估，SMD≤0.1表示组间资料平衡。
1.3.3 生存分析
组间生存差异分析分别采用Kaplan-Meier法和受限平均生存时间（restricted mean survival time，RMST）法进行。（1）Kaplan-Meier法：使用“survfit”函数拟合生存函数、“jskm”函数估计DSS和OS，组间比较采用对数秩检验（log-rank test），“ggsurvplot”函数绘制生存曲线；（2）RMST法：采用“rmst2”函数估计两组的RMST。
1.3.4 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
未分层的单因素Cox回归分析使用“coxph”函数，获取log-rank P值。等比例风险假定（proportional hazards assumption，PHA）通过“cox.zph”和“ggcoxzph”函数使用Schoenfeld残差法判定，获得Schoenfeld P值。若某因素存在违背PHA的情况，则重新构建时间依赖的Cox回归模型。依据单因素分析的结果结合变量的实际临床意义纳入多因素Cox回归分析。
1.3.5 亚组分析
亚组分析时使用“surv_cutpoint”函数确定连续变量（年龄、肿瘤大小、RND）的最佳截点，“surv_categorize”函数自动将连续变量转换为分类变量。亚组内分别计算10年内两组OS的RMST比值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使用“forestplot”函数绘制森林图。
1.4 伦理审查
本研究依托于SEER数据库，对于使用已公开的、彻底去标识化的二次数据资源进行科学研究，可免于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的额外审查流程。因此，本研究无需经过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正式审批。
2 结果
2.1 基线资料分析
共纳入
表1
匹配前后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例（%）/M（P25，P75）］
PMS后，共843对患者匹配成功，两组患者性别（P=1.000）、年龄（P=0.771）、肿瘤直径（P=0.692）、位置（P=0.935）和组织学亚型（P=0.76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肺段组的RND明显大于楔形组（P<0.001）。组间配对的平衡性良好（SMD<0.1）；见表1。
2.2 生存分析
生存分析显示，肺段组的10年DSS率和10年DSS-RMST［68.0%（63.9%，72.3%）vs. 60.6%（56.4%，65.2%），P=0.011；8.35（8.15，8.56）年vs. 8.02（7.81，8.24）年，P=0.031］及10年OS率［40.8%（37.0%，45.0%）vs. 37.0%（33.4%，41.0%），P=0.049］优于楔形组，而5年DSS率和5年DSS-RMST［82.9%（80.2%，85.6%）vs. 79.5%（76.7%，82.4%），P=0.112；4.58（4.51，4.66）年vs. 4.56（4.49，4.63）年，P=0.628］、5年OS率和5年OS-RMST［68.9%（65.8%，72.1%）vs. 64.9%（61.8%，68.3%），P=0.096；4.28（4.19，4.36）年vs. 4.21（4.12，4.30）年，P=0.341］以及10年OS-RMST［7.00（6.77，7.22）年vs. 6.69（6.47，6.92）年，P=0.06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图1。
图1
两组生存曲线的比较
a：疾病特异性生存曲线；b：总体生存曲线
2.3 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
未分层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患者性别和年龄、肿瘤组织学类型、RND和手术方式与DSS相关（P<0.05）。其中肿瘤组织学类型，虽然违反PHA假定，但根据既往报道，其仍具有临床意义，故作为分层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RND和手术方式是患者DSS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2。
表2
疾病特异性生存的Cox回归分析结果
未分层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患者性别和年龄、肿瘤直径、组织学类型、RND和手术方式与OS相关（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年龄、肿瘤组织学类型、RND是OS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3。
表3
患者总体生存的Cox回归分析结果
2.4 亚组分析
亚组分析表明，性别，年龄，RND，肿瘤组织学类型为腺鳞癌、大细胞癌、鳞癌，肿瘤位于左上、左下、右上叶和肿瘤直径>1.6 cm的患者，两组OS的10年RMS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肺段切除优势体现在腺癌（P=0.045）、右下叶（P=0.014）和肿瘤直径≤1.6 cm（P=0.006）的患者中；见图2。
图2
OS的10年RMST亚组分析
使用未分层的PMST估计了两组（肺段组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肺段切除术治疗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10年DSS率为68.0%，10年OS率为40.8%，10年DSS-RMST为8.35年，均优于楔形切除术。但两组5年OS率、DSS率、OS-RMST、DSS-RMST和10年OS-RMS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患者的年龄、性别和RND是DSS和OS的独立危险因素，亚肺叶切除方式仅是DSS的独立危险因素。肺段组的10年OS-RMST仅在腺癌、肿瘤位于右肺下叶和肿瘤直径≤1.6 cm的患者中优于楔形组。
本研究首次报道了亚肺叶切除术治疗p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OS-RMST。目前，有关亚肺叶切除术治疗原发性肺癌的RMST分析仍然较少，尤其缺乏10年OS-RMST、5年DSS-RMST和OS-RMST的差异分析。Wu等[8]的回顾性研究比较了Ⅰ～ⅢA期伴第二原发肺癌患者的OS-RMST，其中第一原发肺癌接受肺段切除术（n=30）和楔形切除术（n=119）患者的5年OS-RMST分别为45.5、47.8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虽然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是该研究中的患者伴第二原发肺癌，且肿瘤分期为Ⅰ～ⅢA期，参考价值有限。
Potter等[9]比较了pT1a～cN0M0期NSCLC患者的预后，接受肺段切除术（n=20）和楔形切除术（n=31）患者的10年DSS率分别为81.3%和84.8%，10年OS率分别为59.9%和45.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然而，本研究发现接受肺段切除术患者的10年DSS率和10年OS率优于楔形切除术。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该研究[9]中患者的肿瘤分期为T1a～cN0M0期。由于T1cN0M0期患者的存在，样本的10年DSS率和10年OS率表现差异不明显。另外，该研究中接受亚肺叶切术的患者样本量较少，缺乏足够的统计学效力检测两组之间生存率差异。随机临床试验（GALGB 140503）[10]比较了周围型c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预后，接受肺段切除术（n=131）和楔形切除术（n=204）患者5年DSS率分别为89.2%和89.7%，5年OS率分别为81.9%和79.7%，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虽然肺段切除术和楔形切除术在5年OS率上可能无显著差异，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如临床ⅠA2期或纯实性肿瘤），肺段切除术可能具有更好的肿瘤控制效果[11]。此外，肺段切除术在手术切缘的获取上也可能具有优势[12]。然而，这些结论需要进一步验证和明确。
研究[12]指出，在实性比>0.25、分期为T1a～bN0M0期NSCLC患者中，多因素分析表明OS死亡风险与患者年龄（HR=1.09）、性别（男性，HR=4.00）、癌胚抗原（HR=1.96）和组织病理学类型（非腺癌的NCSLC，HR=1.85）相关，而与手术方式无关。一项瑞典全国范围内肺癌人群的观察性队列研究[13]显示，与男性相比，女性OS死亡风险较低（HR=0.73）。一项关于Ⅰ期肺癌患者预后的Meta分析[14]显示，与楔形切除术相比，肺段切除术的OS死亡风险无统计学差异（HR=0.80）。有报道[15]指出，行亚肺叶切除的cT1a～bN0M0期NSCLC患者中，RND少的患者OS预后明显更差（HR=1.50）。以上报道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Li等[16]指出，与楔形切除术相比，虽然肺段切除术在腺癌患者中的OS死亡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鳞癌患者中的OS死亡风险较低（HR=0.69）。而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腺癌患者中，肺段切除术的10年OS-RMST优于楔形切除术。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亚组分析采用的是10年OS-RMST法比较，而上述研究采用的是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两种统计方法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因此难免存在选择偏倚。研究队列中的
综上所述，对于身体机能正常、预期寿命较长的患者，在不增加手术并发症和死亡风险的前提下，建议优先采用肺段切除术以获得更好的DSS；而对于身体机能较差、预期寿命<10年的患者，亚肺叶切除方式的选择则更加灵活。亚肺叶切除中增加淋巴结清扫可能改善预后。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王朝负责研究设计，数据整理与分析，论文初稿撰写与修改；潘宴青、孙云刚负责数据整理；邵丰负责研究设计，论文审阅与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