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实践中，肿瘤合并心血管病的患者比例不断提高。研究[1]发现，肿瘤与心血管病存在共同危险因素和病理机制，导致临床工作中肿瘤合并心血管病的问题日益突出。手术是治疗冠心病与食管癌并存的主要方法之一，然而，手术后心脏并发症的发生率却相对较高，心脏并发症可能导致严重的心脏事件，如心肌梗死、心律失常或心力衰竭，这些情况可能对患者的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心脏并发症可能导致患者需要再次入院接受治疗，增加了患者及家庭的负担，并可能导致更多的并发症和恶化，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尽管在心脏外科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合并冠心病的食管癌患者术后心脏并发症的预后仍然存在挑战。鉴于此，本研究关注食管癌合并冠心病。目前对于冠心病合并食管癌患者围术期的并发症管理经验还缺乏报道诊治情况目前还缺乏相关证据，因此，对我院新诊断冠心病合并食管癌根治术的患者，整理临床资料，分析术后相关心脏病并发症的影响因素，通过了解这些影响因素，临床医生可以更好地评估患者的风险，并采取适当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回顾性收集我院食管外科2019年12月—2023年4月期间收治冠心病合并食管癌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鳞癌、食管胃结合部腺癌和其他类型（包括癌肉瘤、食管小细胞癌）。纳入的患者冠脉血管造影（CTA）提示中度以上冠脉狭窄，心内科评估后通过冠脉造影确诊为冠心病，若狭窄病变较为严重，则需要支架治疗以恢复血流。且需要在支架置入后等待至少3个月以确保心肌有足够的恢复时间。在此期间，患者接受药物治疗来控制冠心病症状和预防心脏事件的发生。在心脏状况稳定后，患者接受食管外科手术，围手术期予以低分子肝素进行桥接治疗。纳入标准：年龄≥18岁；临床资料完整；初诊冠心病：根据冠心病诊疗指南[2]确诊；冠心病术后并发症：根据2019年版术后并发症诊疗规范[3]确诊：心脏并发症包括急性冠脉综合征、心功能不全、术后新发心律失常等；东部合作肿瘤治疗小组表现状态评分（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Performance Status，ECOG） 评分 0～1分; 各器官功能良好；影像学检查无全身转移；实验室检查证实无凝血功能障碍、骨髓造血、肝肾功能符合研究要求。排除标准：术前存在心律失常或房颤的患者；合并其他心脏疾病，包括心肌病、瓣膜病、先天性心脏病等；既往原发的恶性肿瘤史；有放化疗史；有间质性肺病史或术前影像学提示肺部间质性改变；既往手术等导致本次手术无法使用胃代食管重建消化道；活动性自身性免疫疾病；需要长期全身性使用激素或其他免疫抑制剂；活动性肺结核；近期患有感染性疾病；合并HIV；未经治疗的活动性乙型及其他肝炎。将患者按照术后是否发生新发心脏并发症分为两组。
1.2 资料收集
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糖尿病），炎症指标［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ymphocyte-to-monocyte ratio，LM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PLR）、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SII）］，术前信息［行支架置入术、术前腔隙性脑梗死、术前肺气肿征象、新辅助化疗及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麻醉分级］，肿瘤信息（肿瘤位置、病理类型、TNM分期、淋巴脉管侵犯、脉管侵犯、神经侵犯等），手术信息（手术方式、吻合部位、吻合方式、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淋巴结清扫个数、淋巴结阳性个数），围手术期康复情况（急性冠脉综合征、心功能不全、心力衰竭、新发房颤、室速、房室传导阻滞、肺部感染、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使用有创呼吸机、乳糜漏、急性谵妄、腔积液需要额外引流、出血需要治疗或输血、气胸、腹泻、肝功能异常、吻合口瘘、肾功能不全、肺栓塞、住院期间二次手术等）。
1.3 统计学分析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述，心脏并发症组和无心脏并发症组之间差异性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两组之间差异性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描述，两组之间构成比差异性比较采用四格表χ2检验，如果不满足χ2检验条件，则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检验。
根据单因素比较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结合临床专业背景，对影响因素进行初步筛选。在此基础上，以术后是否发生心脏并发症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采用逐步法确定最终有意义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效应量以OR值及其95%可信区间（CI）表示。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4.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双侧P≤0.05提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编号：KY-2024-086-01。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共纳入223例患者，其中男148例（70.71%）、女75例（20.29%），平均年龄53～88（71.78±6.31）岁。无心脏并发症组152例（68.16%），有心脏并发症组71例（31.84%）。两组患者基本信息比较，有心脏病发症组患者年龄高于无心脏并发症组患者（P=0.042），其余基本信息两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
表1
冠心病合并食管癌手术患者基本临床资料比较［x±s/例（%）］
2.2 炎症指标比较
NLR指标第三分位（Q3）组患者比例低于有心脏并发症组（28.95% vs. 42.25%，P=0.020）。SII指标Q3组患者比例低于有心脏并发症组（26.97% vs. 46.48%，P=0.009）；见表2。
表2
冠心病合并食管癌手术患者炎症指标比较［M（P25，P75）/例（%）］
2.3 肿瘤信息比较
两组患者肿瘤信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
2.4 手术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3。
表3
冠心病合并食管癌手术患者手术资料比较［x±s/M（P25，P75）/例］
2.5 术后资料比较
术后信息比较结果显示，有心脏并发症组肺部感染、ARDS、使用有创呼吸机、急性谵妄、腔积液需要额外引流、急性肾功能不全所占的比例显著高于无心脏并发症组患者（P均<0.05）；见表4。
表4
冠心病合并食管癌手术患者术后资料比较［例（%）］
2.6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根据单因素比较的结果，结合临床专业背景，对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变量，建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采用逐步法对变量进行筛选，结果显示年龄、SII、术后住院时间、ARDS是术后发生心脏病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5。
表5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术后住院时间、SII、ARDS是合并冠心病的食管癌根治术患者术后新发心脏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年龄是术后心脏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年龄的增长与心血管风险的增加有关[4-5]。年龄≥75岁与术后心肌梗死风险增加独立相关[6]。SII是一种创新的炎症生物标志物，可以用来评估实体癌和冠心病的预后情况[7-11]，Dey等[12]证实SII可预测择期非体外循环冠脉搭桥术的不良结局，本研究提示SII指标Q3组患者比例低于有心脏并发症组（26.97% vs. 46.48%，P=0.009），高水平SII患者更容易发生术后心脏并发症。心血管疾病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很高的疾病负担[13]。本研究发现有心脏并发症组中发生ARDS的比例显著高于无心脏并发症组（P<0.05）。ARDS的发生过程涉及中性粒细胞的激活和迁移、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以及促凝血因子的激活。肺泡腔室和肺循环都受到影响。肺泡毛细血管膜屏障的损伤因机械通气而恶化，研究[14]表明，ARDS会影响心脏康复。ARDS是心脏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一项Meta分析[15]显示，21%的ARDS患者存在右心室损伤，增加了整体和短期死亡率。本研究表明，有心脏并发症组中有创呼吸机的使用率明显高于无心脏并发症组（P<0.05）；有心脏并发症的合并冠心病的食管癌手术患者在术后可能面临更高的肺部感染、ARDS、有创呼吸机使用、急性谵妄和急性肾功能不全等并发症风险。因此，针对这些患者的术后管理和护理应特别关注心脏和肺部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
因目前相关临床研究较少，我们结合目前指南及实际经验，对合并新诊断冠心病的食管癌术后患者的围术期管理总结可靠的临床经验和教训。
3.1 围术期患者管理
3.1.1 采用加速术后康复的胸外科手术预康复[16 ]理念
预康复可提高患者围术期功能状态和预后[17-18]，对合并冠心病的食管癌患者进行综合评估，包括一般状态、心肺功能、营养状态等。严格控制血糖、血压，第8版《黄家驷外科学》认为轻度高血压常用单一药物控制在正常范围，而中重度高血压的患者，则需加用第2种、第3种降压药物。凡经药物治疗后，舒张压仍维持在110 mm Hg（1 mm Hg=0.133 kPa）以上者，则应推迟进行择期手术，对于糖尿病患者，经饮食控制、药物治疗后血糖控制在6～10 mmol/L。食管癌是营养不良发生率最高的肿瘤，对术前营养状态进行评估，分层制定营养诊疗计划，并进行营养干预和监测[19]。同时戒烟戒酒、呼吸功能锻炼、抗阻力量训练、营养优化及心理支持等。
3.1.2 加强术中麻醉管理
食管癌手术时间长，长时间麻醉和手术对机体影响较大。对于循环系统的管理显得至关重要。在进行侧卧位和胸部手术时，为了确保手术区良好，通过人工气胸增加右肺和心脏的挤压，二氧化碳正压下使胸腔内压上升，心脏的静脉回流减少，很容易导致血压下降，应适度输液并使用血管升压素，同时注意保持适当排气。
3.1.3 术中液体管理
应避免过度输液，特别是限制大量输液或输注容量过高的晶体液体，以减少心脏负荷和机体水肿的风险。避免过度液体输入导致肺水肿和呼吸系统并发症的发生，采取积极的措施预防呼吸系统感染和肺部并发症。定期监测患者的电解质水平，特别是钠、钾、氯等重要电解质的浓度，及时纠正电解质紊乱。
3.1.4 术中操作
消化道重建期间，尤其进行胸骨后重建和后纵隔重建时，心脏会受到管状胃的压迫，限制静脉回流至心房从而限制心室壁的运动，此时血液循环不稳定，及时加强沟通并且使用血管活性药物。仰卧位转为侧卧位时，体位变化会导致患者血液循环状态发生急剧变化，因此翻身时应注意。目前在食管癌领域，提倡全系膜切除理念，需要在靠近心脏很近的另一侧进行手术操作，所以为了保证手术视野而对心脏进行压迫，可能会抑制心房的静脉回流，导致血压迅速下降，团队应进行良好沟通，避免出现血压骤降。
3.2 术后管理
采用术后加速康复外科管理：监测生命体征，及时发现并处理心肌缺血、心律失常、低血压等，加强镇痛，早期下床活动，震动排痰。术后即可开始冠心病二级预防，一项非心脏手术研究[6]显示，围术期阿司匹林并未改善心脏不良事件结局，不建议在非心脏手术前常规围手术期使用阿司匹林，尽管阿司匹林治疗可能适用于某些缺血性风险大于出血风险的患者，对于围术期，以低分子肝素桥接抗凝。β-受体阻滞药可减少心肌壁应力，延长冠状动脉舒张充盈时间，减少心肌供氧量和需氧量失衡，作为术后常规使用，前提是在没有心动过缓或低血压的情况下开始。降脂治疗可能与较低的围术期心血管风险相关[20]，AHA/ACC指南建议在术前开始他汀类药物治疗是合理的，围术期常规使用调脂治疗。本组心脏并发症主要是术后心房颤动，主要发生在术后72 h，未出现危及血流动力学的房颤，持续时间短于48 h，予以胺碘酮药物转复心律，目前已证明经典的预防措施（如使用β-受体阻滞剂或胺碘酮）非常有效，必须作为标准方案[21]，研究[22]显示，冠脉搭桥术前口服3 d镁剂可降低术后心房颤动的发生率。本组出现2例ACS病例，最后引起死亡，外科医生应与心内科紧密合作，协同治疗。与普通人群相比，合并冠心病的食管癌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可能面临更高的心脏并发症的风险，如心肌梗死、心律失常或心力衰竭。这增加了手术的风险和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23]，合并冠心病的食管癌患者可能由于心血管病变的存在而无法接受某些治疗方案，如放疗或化疗。这可能限制了患者的治疗选择，影响了治疗效果和生存率[24]，因此进行冠心病的诊疗成为合理且有价值的干预措施。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存在一定选择偏倚；（2）患者病情复杂、围术期患者依从性导致患者针对冠心病药物治疗时存在异质性，也会影响术后心脏并发症的发生；（3）本研究立足于围手术期危险因素分析，术后新发心脏并发症与远期预后是否相关仍需随访结果进一步证实。
利益冲突：无。
临床实践中，肿瘤合并心血管病的患者比例不断提高。研究[1]发现，肿瘤与心血管病存在共同危险因素和病理机制，导致临床工作中肿瘤合并心血管病的问题日益突出。手术是治疗冠心病与食管癌并存的主要方法之一，然而，手术后心脏并发症的发生率却相对较高，心脏并发症可能导致严重的心脏事件，如心肌梗死、心律失常或心力衰竭，这些情况可能对患者的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心脏并发症可能导致患者需要再次入院接受治疗，增加了患者及家庭的负担，并可能导致更多的并发症和恶化，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尽管在心脏外科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合并冠心病的食管癌患者术后心脏并发症的预后仍然存在挑战。鉴于此，本研究关注食管癌合并冠心病。目前对于冠心病合并食管癌患者围术期的并发症管理经验还缺乏报道诊治情况目前还缺乏相关证据，因此，对我院新诊断冠心病合并食管癌根治术的患者，整理临床资料，分析术后相关心脏病并发症的影响因素，通过了解这些影响因素，临床医生可以更好地评估患者的风险，并采取适当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回顾性收集我院食管外科2019年12月—2023年4月期间收治冠心病合并食管癌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鳞癌、食管胃结合部腺癌和其他类型（包括癌肉瘤、食管小细胞癌）。纳入的患者冠脉血管造影（CTA）提示中度以上冠脉狭窄，心内科评估后通过冠脉造影确诊为冠心病，若狭窄病变较为严重，则需要支架治疗以恢复血流。且需要在支架置入后等待至少3个月以确保心肌有足够的恢复时间。在此期间，患者接受药物治疗来控制冠心病症状和预防心脏事件的发生。在心脏状况稳定后，患者接受食管外科手术，围手术期予以低分子肝素进行桥接治疗。纳入标准：年龄≥18岁；临床资料完整；初诊冠心病：根据冠心病诊疗指南[2]确诊；冠心病术后并发症：根据2019年版术后并发症诊疗规范[3]确诊：心脏并发症包括急性冠脉综合征、心功能不全、术后新发心律失常等；东部合作肿瘤治疗小组表现状态评分（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Performance Status，ECOG） 评分 0～1分; 各器官功能良好；影像学检查无全身转移；实验室检查证实无凝血功能障碍、骨髓造血、肝肾功能符合研究要求。排除标准：术前存在心律失常或房颤的患者；合并其他心脏疾病，包括心肌病、瓣膜病、先天性心脏病等；既往原发的恶性肿瘤史；有放化疗史；有间质性肺病史或术前影像学提示肺部间质性改变；既往手术等导致本次手术无法使用胃代食管重建消化道；活动性自身性免疫疾病；需要长期全身性使用激素或其他免疫抑制剂；活动性肺结核；近期患有感染性疾病；合并HIV；未经治疗的活动性乙型及其他肝炎。将患者按照术后是否发生新发心脏并发症分为两组。
1.2 资料收集
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糖尿病），炎症指标［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ymphocyte-to-monocyte ratio，LM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PLR）、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SII）］，术前信息［行支架置入术、术前腔隙性脑梗死、术前肺气肿征象、新辅助化疗及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麻醉分级］，肿瘤信息（肿瘤位置、病理类型、TNM分期、淋巴脉管侵犯、脉管侵犯、神经侵犯等），手术信息（手术方式、吻合部位、吻合方式、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淋巴结清扫个数、淋巴结阳性个数），围手术期康复情况（急性冠脉综合征、心功能不全、心力衰竭、新发房颤、室速、房室传导阻滞、肺部感染、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使用有创呼吸机、乳糜漏、急性谵妄、腔积液需要额外引流、出血需要治疗或输血、气胸、腹泻、肝功能异常、吻合口瘘、肾功能不全、肺栓塞、住院期间二次手术等）。
1.3 统计学分析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述，心脏并发症组和无心脏并发症组之间差异性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两组之间差异性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描述，两组之间构成比差异性比较采用四格表χ2检验，如果不满足χ2检验条件，则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检验。
根据单因素比较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结合临床专业背景，对影响因素进行初步筛选。在此基础上，以术后是否发生心脏并发症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采用逐步法确定最终有意义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效应量以OR值及其95%可信区间（CI）表示。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4.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双侧P≤0.05提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编号：KY-2024-086-01。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共纳入223例患者，其中男148例（70.71%）、女75例（20.29%），平均年龄53～88（71.78±6.31）岁。无心脏并发症组152例（68.16%），有心脏并发症组71例（31.84%）。两组患者基本信息比较，有心脏病发症组患者年龄高于无心脏并发症组患者（P=0.042），其余基本信息两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
表1
冠心病合并食管癌手术患者基本临床资料比较［x±s/例（%）］
2.2 炎症指标比较
NLR指标第三分位（Q3）组患者比例低于有心脏并发症组（28.95% vs. 42.25%，P=0.020）。SII指标Q3组患者比例低于有心脏并发症组（26.97% vs. 46.48%，P=0.009）；见表2。
表2
冠心病合并食管癌手术患者炎症指标比较［M（P25，P75）/例（%）］
2.3 肿瘤信息比较
两组患者肿瘤信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
2.4 手术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3。
表3
冠心病合并食管癌手术患者手术资料比较［x±s/M（P25，P75）/例］
2.5 术后资料比较
术后信息比较结果显示，有心脏并发症组肺部感染、ARDS、使用有创呼吸机、急性谵妄、腔积液需要额外引流、急性肾功能不全所占的比例显著高于无心脏并发症组患者（P均<0.05）；见表4。
表4
冠心病合并食管癌手术患者术后资料比较［例（%）］
2.6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根据单因素比较的结果，结合临床专业背景，对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变量，建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采用逐步法对变量进行筛选，结果显示年龄、SII、术后住院时间、ARDS是术后发生心脏病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5。
表5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术后住院时间、SII、ARDS是合并冠心病的食管癌根治术患者术后新发心脏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年龄是术后心脏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年龄的增长与心血管风险的增加有关[4-5]。年龄≥75岁与术后心肌梗死风险增加独立相关[6]。SII是一种创新的炎症生物标志物，可以用来评估实体癌和冠心病的预后情况[7-11]，Dey等[12]证实SII可预测择期非体外循环冠脉搭桥术的不良结局，本研究提示SII指标Q3组患者比例低于有心脏并发症组（26.97% vs. 46.48%，P=0.009），高水平SII患者更容易发生术后心脏并发症。心血管疾病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很高的疾病负担[13]。本研究发现有心脏并发症组中发生ARDS的比例显著高于无心脏并发症组（P<0.05）。ARDS的发生过程涉及中性粒细胞的激活和迁移、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以及促凝血因子的激活。肺泡腔室和肺循环都受到影响。肺泡毛细血管膜屏障的损伤因机械通气而恶化，研究[14]表明，ARDS会影响心脏康复。ARDS是心脏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一项Meta分析[15]显示，21%的ARDS患者存在右心室损伤，增加了整体和短期死亡率。本研究表明，有心脏并发症组中有创呼吸机的使用率明显高于无心脏并发症组（P<0.05）；有心脏并发症的合并冠心病的食管癌手术患者在术后可能面临更高的肺部感染、ARDS、有创呼吸机使用、急性谵妄和急性肾功能不全等并发症风险。因此，针对这些患者的术后管理和护理应特别关注心脏和肺部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
因目前相关临床研究较少，我们结合目前指南及实际经验，对合并新诊断冠心病的食管癌术后患者的围术期管理总结可靠的临床经验和教训。
3.1 围术期患者管理
3.1.1 采用加速术后康复的胸外科手术预康复[16 ]理念
预康复可提高患者围术期功能状态和预后[17-18]，对合并冠心病的食管癌患者进行综合评估，包括一般状态、心肺功能、营养状态等。严格控制血糖、血压，第8版《黄家驷外科学》认为轻度高血压常用单一药物控制在正常范围，而中重度高血压的患者，则需加用第2种、第3种降压药物。凡经药物治疗后，舒张压仍维持在110 mm Hg（1 mm Hg=0.133 kPa）以上者，则应推迟进行择期手术，对于糖尿病患者，经饮食控制、药物治疗后血糖控制在6～10 mmol/L。食管癌是营养不良发生率最高的肿瘤，对术前营养状态进行评估，分层制定营养诊疗计划，并进行营养干预和监测[19]。同时戒烟戒酒、呼吸功能锻炼、抗阻力量训练、营养优化及心理支持等。
3.1.2 加强术中麻醉管理
食管癌手术时间长，长时间麻醉和手术对机体影响较大。对于循环系统的管理显得至关重要。在进行侧卧位和胸部手术时，为了确保手术区良好，通过人工气胸增加右肺和心脏的挤压，二氧化碳正压下使胸腔内压上升，心脏的静脉回流减少，很容易导致血压下降，应适度输液并使用血管升压素，同时注意保持适当排气。
3.1.3 术中液体管理
应避免过度输液，特别是限制大量输液或输注容量过高的晶体液体，以减少心脏负荷和机体水肿的风险。避免过度液体输入导致肺水肿和呼吸系统并发症的发生，采取积极的措施预防呼吸系统感染和肺部并发症。定期监测患者的电解质水平，特别是钠、钾、氯等重要电解质的浓度，及时纠正电解质紊乱。
3.1.4 术中操作
消化道重建期间，尤其进行胸骨后重建和后纵隔重建时，心脏会受到管状胃的压迫，限制静脉回流至心房从而限制心室壁的运动，此时血液循环不稳定，及时加强沟通并且使用血管活性药物。仰卧位转为侧卧位时，体位变化会导致患者血液循环状态发生急剧变化，因此翻身时应注意。目前在食管癌领域，提倡全系膜切除理念，需要在靠近心脏很近的另一侧进行手术操作，所以为了保证手术视野而对心脏进行压迫，可能会抑制心房的静脉回流，导致血压迅速下降，团队应进行良好沟通，避免出现血压骤降。
3.2 术后管理
采用术后加速康复外科管理：监测生命体征，及时发现并处理心肌缺血、心律失常、低血压等，加强镇痛，早期下床活动，震动排痰。术后即可开始冠心病二级预防，一项非心脏手术研究[6]显示，围术期阿司匹林并未改善心脏不良事件结局，不建议在非心脏手术前常规围手术期使用阿司匹林，尽管阿司匹林治疗可能适用于某些缺血性风险大于出血风险的患者，对于围术期，以低分子肝素桥接抗凝。β-受体阻滞药可减少心肌壁应力，延长冠状动脉舒张充盈时间，减少心肌供氧量和需氧量失衡，作为术后常规使用，前提是在没有心动过缓或低血压的情况下开始。降脂治疗可能与较低的围术期心血管风险相关[20]，AHA/ACC指南建议在术前开始他汀类药物治疗是合理的，围术期常规使用调脂治疗。本组心脏并发症主要是术后心房颤动，主要发生在术后72 h，未出现危及血流动力学的房颤，持续时间短于48 h，予以胺碘酮药物转复心律，目前已证明经典的预防措施（如使用β-受体阻滞剂或胺碘酮）非常有效，必须作为标准方案[21]，研究[22]显示，冠脉搭桥术前口服3 d镁剂可降低术后心房颤动的发生率。本组出现2例ACS病例，最后引起死亡，外科医生应与心内科紧密合作，协同治疗。与普通人群相比，合并冠心病的食管癌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可能面临更高的心脏并发症的风险，如心肌梗死、心律失常或心力衰竭。这增加了手术的风险和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23]，合并冠心病的食管癌患者可能由于心血管病变的存在而无法接受某些治疗方案，如放疗或化疗。这可能限制了患者的治疗选择，影响了治疗效果和生存率[24]，因此进行冠心病的诊疗成为合理且有价值的干预措施。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存在一定选择偏倚；（2）患者病情复杂、围术期患者依从性导致患者针对冠心病药物治疗时存在异质性，也会影响术后心脏并发症的发生；（3）本研究立足于围手术期危险因素分析，术后新发心脏并发症与远期预后是否相关仍需随访结果进一步证实。
利益冲突：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