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阳茂丹, 牛玲莉, 伍伫, 刘成武, 张小龙, 王文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胸外科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应对策略.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22, 29(8): 1024-1030. doi: 10.7507/1007-4848.202102014 复制
2020 年全球新型冠状病毒（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持续，对胸外科日常临床诊疗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胸外科手术以肺癌、食管癌为主要病种，由于肿瘤限期手术治疗的必要性，使得临床诊疗工作必须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持续开展，同时保证疫情下患者的安全[1]。胸部良性或低度病变如前纵隔肿瘤、错构瘤、支气管扩张等，可待疫情结束后择期手术。但对于限期手术的疾病（包括食管癌、浸润性肺癌、恶性胸腺瘤等）以及急诊患者，包括自发性气胸、开放性胸外伤、食管破裂等，还需考虑积极的手术治疗[2]。因此，胸外科在疫情期间的手术量不会显著下降，胸外科医护人员需积极承担患者的诊疗和病房新冠肺炎的预防筛查工作[1]。
胸外科临床工作中对于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的防控主要体现在两个时间节点，即入院筛查和围术期防控。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医院介绍了胸外科手术患者入院筛选策略，包括症状、流行病学史、鼻咽拭子核酸检测、胸部 CT 等，这与国内策略相似[3]。既往研究[4-5]表明胸外科的主要手术（肺及食管）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均很高，临床表现与新冠肺炎患者很相似[6]。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数据表明，手术后感染新冠患者的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76.47%）、咳嗽（58.82%）、白细胞计数降低（11.76%）、淋巴细胞计数降低（88.24%）和 C 反应蛋白升高（88.24%）[7]。如果患者入院时处于新冠感染潜伏期内，或属于无症状感染者，同时，入院时单次的核酸检测受各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假阴性结果（鼻拭子的阳性检出率高于咽拭子）[8]，这类患者在术后出现新冠肺炎感染症状，将是极其严峻的挑战，其他术后患者也将面临感染风险和感染后的极高死亡率威胁。
因此，及时鉴别胸外科术后发热、肺部并发症患者与新冠肺炎患者至关重要。目前已有文献[9]对围术期流程有较为全面的建议，但对于术后肺部并发症，尤其是胸外科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应对处理尚缺乏报道。本研究中，我们梳理了华西医院上锦院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针对术后发热和肺部并发症患者的应对流程，对术后并发症应对及诊疗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验证该应对策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我院胸外科自 2020 年 2 月上旬开始有限度地收治择期手术患者，并逐渐回归既往常规手术量。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2020 年 2—12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院区胸外科行胸外科择期手术 537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242 例（45.1%）、女 295 例（54.9%），平均年龄（53.3±13.4）岁。针对胸外科术后出现发热和肺部并发症患者，尽快进行病因追溯和风险排查，我们制定了配套的应对流程。对纳入流程的患者（干预组）和未纳入流程的普通患者（非干预组）进行比较，分析与术后发热和肺部并发症相关的影响因素。
1.2 常规检查
所有患者和陪伴家属（仅限 1 人）入院前完成新冠核酸检测，详细询问流行病学史，检查健康二维码。病房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陪护管理。预留单间隔离病房，以备隔离需求。患者入院后至手术前，每日进行 3 次体温检测。择期手术患者常规完成术前检查及准备，围术期管理均按照专科要求完成。术后患者每日体温测量 6 次，术后第 1 d 常规进行胸部 X 线片和血常规、生化检查。
1.3 术后发热和肺部并发症处理流程
对胸外科术后出现发热和肺部并发症患者，为尽快进行病因追溯和风险排查，我们制定了配套的应对流程；见图 1。进入流程的纳入标准包括：（1）术后体温高于 37.5℃（2 次腋下水银温度计测温）；（2）或影像学提示肺部炎症表现。凡进入流程的患者迅速完成胸部薄层 CT、血常规、肝肾功能、气道分泌物培养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和临床表现进行分类处理。分类处理主要包括 3 个方向：方向 1：体温介于 37.5～38.0℃，血常规等检查无明显异常，薄层 CT 显示肺部改变是可解释的手术原因（局限性肺不张、手术部位渗出改变等），这部分患者以物理降温、对症处理、密切观察为主要处理，24 h 内无改善则进入处理方向 2；方向 2：胸部薄层 CT、血常规等检查结果提示明显的肺部细菌感染，以及明确的其它部位感染类型（如吻合口瘘、脓胸、尿路感染等），则迅速按照对应情况进行处理，包括升级抗生素（经验使用，后续根据药敏实验结果调整），促进排痰（药物、物理协助、纤维支气管镜吸痰）等措施，部分症状明显患者进入单间隔离病房。若上述措施 24 h 内无改善，则进入处理方向 3；方向 3：胸部薄层 CT、血常规等检查显示结果可疑（淋巴细胞减少、肺磨玻璃影表现等），且非手术操作可解释，则进入处理方向 3，包括单间病房隔离，鼻咽拭子或气道分泌物新冠核酸检测，并积极排查其它因素。
图1
术后发热和肺部并发症处理流程
1.4 统计学分析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M）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 logistic 多因素分析与术后发热和肺部并发症相关的影响因素。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分析采用 SPSS 20.0 软件。
1.5 伦理审查
本研究通过了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2021 年审 2021031501号）。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情况
2020 年 2—12 月，华西医院上锦院区胸外科连续有 537 例患者接受择期手术治疗；见表 1。根据术后发热和肺部并发症处理流程的纳入标准，共有 179 例（33.3%）患者进入筛查处理流程，其中因发热入组的 167 例，因肺部影像学异常的 63 例（其中 51 例患者同时存在发热和肺部影像学异常）。针对这 179 例入组患者，进入方向 1 的患者 87 例，其中 8 例因 24 h 内无改善转入方向 2 分组。进入方向 2 的患者 70 例，以及方向 1 分组转入的 8 例，共 78 例，其中 7 例确定为其它部位感染并积极处理后好转，71 例考虑为细菌性肺炎，经治疗后有 12 例在 24 h 内无改善转入方向 3。进入方向 3 的患者 22 例，以及方向 2 分组转入的 12 例，共 34 例，全部行新冠核酸检测（其中 9 例患者进行了二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表1
537 例患者一般临床资料［M/
/例（%）］
分析患者术后数据，患者发热症状出现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术后 1（0～5）d，最高体温 39.2℃。患者术后总体并发症发生率为 16.4%（88 例），共 1 例患者死亡，死亡原因为食管癌术后胸胃瘘合并细菌性肺炎导致的呼吸衰竭。
2.2 进入筛查处理流程患者与普通患者对比
将进入筛查处理流程患者（干预组，n=179），与其余患者（非干预组，n=358）进行比较，两组间各指标见表 2。可见术后因发热或肺部并发症进入处理流程的患者群体中，男性［112例（62.6%） vs. 130例（36.3%），P<0.010］、有吸烟史患者［74例（41.3%） vs. 87例（24.3%），P<0.010］、食管癌手术［36例（20.1%） vs. 15例（4.2%）］、开放手术［14例（7.8%） vs. 4例（1.1%）］较未进入筛查流程的患者比例高。因发热或肺部并发症进入处理流程的患者，术后 ICU 住院时间和总术后住院时间均延长（P=0.010）。
表2
进入筛查流程患者与普通患者临床资料对比［M/
/例（%）］
2.3 发热或肺部并发症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进一步探讨患者术后发热或肺部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将上述临床病理指标进行编码，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性别是术后发热或肺部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 3。
表3
术后发热或肺部并发症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3 讨论
在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的严峻形势下，国内疫情控制良好，仍面对境外输入和疫情再发的风险与压力。疫情期间，手术开展需遵循更为严格的围术期流程，包括对确诊或疑似患者的手术准备、手术室设施、患者转运、医护人员防护、麻醉评估、择期手术指征限制、严密的气道管理等[10-12]，国内也有相关的肺癌围术期管理建议[13]。也有学者[14]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手术流程是否需要改变还无确切证据支持。胸外科肿瘤患者限期手术比例较高，但由于疫情的影响，肿瘤患者的入院等待时间、入院后待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延长，住院费用也会相应增加[15]。这些都成为疫情期间胸外科手术开展的新特点、新挑战。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一项回顾性分析[16]显示，择期手术患者若感染新冠，术后均会发生肺炎，术后死亡率高达 20.6%（7/34），远高于普通人群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新冠肺炎合并高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肺部基础疾病的术后患者，死亡率更高[17-18]。意大利疫情期间的数据也显示，19.5% 手术患者在术后才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其肺部并发症（58.5% vs. 3.7%）、血栓并发症发生率（9.8% vs. 0.0%）和术后死亡率（19.5% vs. 2.4%）显著升高[19]，术后死亡率数据与国内相近。外科手术患者合并 COVID-19 重症率、死亡率高于普通新冠肺炎患者，需加强术后甄别，对新冠肺炎患者早发现、早隔离和早治疗[7]。此外，一旦病房出现确诊病例，所有相关的医务人员将被隔离 14 d[20]。
鉴于胸外科术后肺部并发症和发热症状与新冠感染症状的相似性，及时将胸外科术后发热与肺部并发症患者鉴别开来，避免与新冠肺炎相混淆，至关重要，并及时、迅速明确引起术后发热、肺炎症状的原因，积极处理，排除风险。笔者所在医院长期处于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区，我们基于胸外科术后管理临床实践，以及可行性和有效性的需求，制定了胸外科术后发热和肺部并发症患者的处理流程。胸部薄层 CT、血常规和肝肾功能检查，以及气道分泌物培养作为首选筛查措施。国内也有专家建议，胸外科术后胸闷、气促表现也较常见，常见的原因包括细菌性肺炎、肺不张以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排除上述原因引起的胸闷、气促，需要进一步行 CT 检测及病毒核酸检测，鉴别新冠肺炎[21]。我们也体会到薄层 CT 检查对肺部磨玻璃病变、炎症改变的识别更有优势。初步筛查中的血常规和 CT 在 0.5 h 内即可出结果，并根据严重程度分级，进入下一步 3 个处理方向。
对薄层 CT 显示可疑病变的高危患者（方向 3），会立即安排核酸检测。也有文献[22]报道了肺癌术后肺炎与新冠肺炎两者影像学表现较易混淆，应早期尽快行核酸检测确诊（最好取气道深部分泌物）。我们的流程图和实践表明，24 h 内基本就可以完成病因追溯和对应处理，在时效性上较为快捷。我们研究期间的数据显示术后并发症与文献报道的大体相符，术后肺部并发症以细菌性肺炎为主，虽然部分患者培养结果阴性，但抗生素治疗有效，影像学复查可见好转和康复。同时，该处理流程也具有简便可行的特点，长期运行稳定，即便在 2020 年 12 月上旬成都市郫都区新发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3]（华西医院上锦院区距离郫都区 6 km），我们仍能坚持我们的围术期管理方案持续运行，并保证病房和患者安全。
对于进入处理流程的术后患者，我们进一步进行了亚组分析和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因发热或肺部并发症进入处理流程的患者，术后住 ICU 时间和总术后住院时间均延长。危险因素的综合分析显示，性别是术后发热或肺部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男性患者具有更高的吸烟比例，食管癌患者术后发热和肺炎发生率均较高。这些危险因素在术前即可予以充分评估和预判。
我们现有的胸外科术后管理经验、术后发热与肺炎患者处理流程，主要还是在低风险地区。对于持续高风险地区，或疫情尚未控制的国外，我们的经验尚具有局限性。但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疫情控制尚可，因此，我们的经验仍具有相当的适用性，对高风险地区，我们建议可在该方案基础上，提高应对措施级别。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王文凭负责论文撰写、审阅，以及研究总体设计；阳茂丹负责研究设计和整体实施；牛玲莉、伍伫负责数据收集；刘成武负责数据分析；张小龙负责论文部分撰写。
2020 年全球新型冠状病毒（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持续，对胸外科日常临床诊疗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胸外科手术以肺癌、食管癌为主要病种，由于肿瘤限期手术治疗的必要性，使得临床诊疗工作必须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持续开展，同时保证疫情下患者的安全[1]。胸部良性或低度病变如前纵隔肿瘤、错构瘤、支气管扩张等，可待疫情结束后择期手术。但对于限期手术的疾病（包括食管癌、浸润性肺癌、恶性胸腺瘤等）以及急诊患者，包括自发性气胸、开放性胸外伤、食管破裂等，还需考虑积极的手术治疗[2]。因此，胸外科在疫情期间的手术量不会显著下降，胸外科医护人员需积极承担患者的诊疗和病房新冠肺炎的预防筛查工作[1]。
胸外科临床工作中对于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的防控主要体现在两个时间节点，即入院筛查和围术期防控。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医院介绍了胸外科手术患者入院筛选策略，包括症状、流行病学史、鼻咽拭子核酸检测、胸部 CT 等，这与国内策略相似[3]。既往研究[4-5]表明胸外科的主要手术（肺及食管）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均很高，临床表现与新冠肺炎患者很相似[6]。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数据表明，手术后感染新冠患者的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76.47%）、咳嗽（58.82%）、白细胞计数降低（11.76%）、淋巴细胞计数降低（88.24%）和 C 反应蛋白升高（88.24%）[7]。如果患者入院时处于新冠感染潜伏期内，或属于无症状感染者，同时，入院时单次的核酸检测受各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假阴性结果（鼻拭子的阳性检出率高于咽拭子）[8]，这类患者在术后出现新冠肺炎感染症状，将是极其严峻的挑战，其他术后患者也将面临感染风险和感染后的极高死亡率威胁。
因此，及时鉴别胸外科术后发热、肺部并发症患者与新冠肺炎患者至关重要。目前已有文献[9]对围术期流程有较为全面的建议，但对于术后肺部并发症，尤其是胸外科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应对处理尚缺乏报道。本研究中，我们梳理了华西医院上锦院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针对术后发热和肺部并发症患者的应对流程，对术后并发症应对及诊疗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验证该应对策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我院胸外科自 2020 年 2 月上旬开始有限度地收治择期手术患者，并逐渐回归既往常规手术量。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2020 年 2—12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院区胸外科行胸外科择期手术 537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242 例（45.1%）、女 295 例（54.9%），平均年龄（53.3±13.4）岁。针对胸外科术后出现发热和肺部并发症患者，尽快进行病因追溯和风险排查，我们制定了配套的应对流程。对纳入流程的患者（干预组）和未纳入流程的普通患者（非干预组）进行比较，分析与术后发热和肺部并发症相关的影响因素。
1.2 常规检查
所有患者和陪伴家属（仅限 1 人）入院前完成新冠核酸检测，详细询问流行病学史，检查健康二维码。病房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陪护管理。预留单间隔离病房，以备隔离需求。患者入院后至手术前，每日进行 3 次体温检测。择期手术患者常规完成术前检查及准备，围术期管理均按照专科要求完成。术后患者每日体温测量 6 次，术后第 1 d 常规进行胸部 X 线片和血常规、生化检查。
1.3 术后发热和肺部并发症处理流程
对胸外科术后出现发热和肺部并发症患者，为尽快进行病因追溯和风险排查，我们制定了配套的应对流程；见图 1。进入流程的纳入标准包括：（1）术后体温高于 37.5℃（2 次腋下水银温度计测温）；（2）或影像学提示肺部炎症表现。凡进入流程的患者迅速完成胸部薄层 CT、血常规、肝肾功能、气道分泌物培养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和临床表现进行分类处理。分类处理主要包括 3 个方向：方向 1：体温介于 37.5～38.0℃，血常规等检查无明显异常，薄层 CT 显示肺部改变是可解释的手术原因（局限性肺不张、手术部位渗出改变等），这部分患者以物理降温、对症处理、密切观察为主要处理，24 h 内无改善则进入处理方向 2；方向 2：胸部薄层 CT、血常规等检查结果提示明显的肺部细菌感染，以及明确的其它部位感染类型（如吻合口瘘、脓胸、尿路感染等），则迅速按照对应情况进行处理，包括升级抗生素（经验使用，后续根据药敏实验结果调整），促进排痰（药物、物理协助、纤维支气管镜吸痰）等措施，部分症状明显患者进入单间隔离病房。若上述措施 24 h 内无改善，则进入处理方向 3；方向 3：胸部薄层 CT、血常规等检查显示结果可疑（淋巴细胞减少、肺磨玻璃影表现等），且非手术操作可解释，则进入处理方向 3，包括单间病房隔离，鼻咽拭子或气道分泌物新冠核酸检测，并积极排查其它因素。
图1
术后发热和肺部并发症处理流程
1.4 统计学分析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M）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 logistic 多因素分析与术后发热和肺部并发症相关的影响因素。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分析采用 SPSS 20.0 软件。
1.5 伦理审查
本研究通过了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2021 年审 2021031501号）。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情况
2020 年 2—12 月，华西医院上锦院区胸外科连续有 537 例患者接受择期手术治疗；见表 1。根据术后发热和肺部并发症处理流程的纳入标准，共有 179 例（33.3%）患者进入筛查处理流程，其中因发热入组的 167 例，因肺部影像学异常的 63 例（其中 51 例患者同时存在发热和肺部影像学异常）。针对这 179 例入组患者，进入方向 1 的患者 87 例，其中 8 例因 24 h 内无改善转入方向 2 分组。进入方向 2 的患者 70 例，以及方向 1 分组转入的 8 例，共 78 例，其中 7 例确定为其它部位感染并积极处理后好转，71 例考虑为细菌性肺炎，经治疗后有 12 例在 24 h 内无改善转入方向 3。进入方向 3 的患者 22 例，以及方向 2 分组转入的 12 例，共 34 例，全部行新冠核酸检测（其中 9 例患者进行了二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表1
537 例患者一般临床资料［M//例（%）］
分析患者术后数据，患者发热症状出现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术后 1（0～5）d，最高体温 39.2℃。患者术后总体并发症发生率为 16.4%（88 例），共 1 例患者死亡，死亡原因为食管癌术后胸胃瘘合并细菌性肺炎导致的呼吸衰竭。
2.2 进入筛查处理流程患者与普通患者对比
将进入筛查处理流程患者（干预组，n=179），与其余患者（非干预组，n=358）进行比较，两组间各指标见表 2。可见术后因发热或肺部并发症进入处理流程的患者群体中，男性［112例（62.6%） vs. 130例（36.3%），P<0.010］、有吸烟史患者［74例（41.3%） vs. 87例（24.3%），P<0.010］、食管癌手术［36例（20.1%） vs. 15例（4.2%）］、开放手术［14例（7.8%） vs. 4例（1.1%）］较未进入筛查流程的患者比例高。因发热或肺部并发症进入处理流程的患者，术后 ICU 住院时间和总术后住院时间均延长（P=0.010）。
表2
进入筛查流程患者与普通患者临床资料对比［M//例（%）］
2.3 发热或肺部并发症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进一步探讨患者术后发热或肺部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将上述临床病理指标进行编码，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性别是术后发热或肺部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 3。
表3
术后发热或肺部并发症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3 讨论
在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的严峻形势下，国内疫情控制良好，仍面对境外输入和疫情再发的风险与压力。疫情期间，手术开展需遵循更为严格的围术期流程，包括对确诊或疑似患者的手术准备、手术室设施、患者转运、医护人员防护、麻醉评估、择期手术指征限制、严密的气道管理等[10-12]，国内也有相关的肺癌围术期管理建议[13]。也有学者[14]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手术流程是否需要改变还无确切证据支持。胸外科肿瘤患者限期手术比例较高，但由于疫情的影响，肿瘤患者的入院等待时间、入院后待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延长，住院费用也会相应增加[15]。这些都成为疫情期间胸外科手术开展的新特点、新挑战。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一项回顾性分析[16]显示，择期手术患者若感染新冠，术后均会发生肺炎，术后死亡率高达 20.6%（7/34），远高于普通人群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新冠肺炎合并高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肺部基础疾病的术后患者，死亡率更高[17-18]。意大利疫情期间的数据也显示，19.5% 手术患者在术后才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其肺部并发症（58.5% vs. 3.7%）、血栓并发症发生率（9.8% vs. 0.0%）和术后死亡率（19.5% vs. 2.4%）显著升高[19]，术后死亡率数据与国内相近。外科手术患者合并 COVID-19 重症率、死亡率高于普通新冠肺炎患者，需加强术后甄别，对新冠肺炎患者早发现、早隔离和早治疗[7]。此外，一旦病房出现确诊病例，所有相关的医务人员将被隔离 14 d[20]。
鉴于胸外科术后肺部并发症和发热症状与新冠感染症状的相似性，及时将胸外科术后发热与肺部并发症患者鉴别开来，避免与新冠肺炎相混淆，至关重要，并及时、迅速明确引起术后发热、肺炎症状的原因，积极处理，排除风险。笔者所在医院长期处于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区，我们基于胸外科术后管理临床实践，以及可行性和有效性的需求，制定了胸外科术后发热和肺部并发症患者的处理流程。胸部薄层 CT、血常规和肝肾功能检查，以及气道分泌物培养作为首选筛查措施。国内也有专家建议，胸外科术后胸闷、气促表现也较常见，常见的原因包括细菌性肺炎、肺不张以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排除上述原因引起的胸闷、气促，需要进一步行 CT 检测及病毒核酸检测，鉴别新冠肺炎[21]。我们也体会到薄层 CT 检查对肺部磨玻璃病变、炎症改变的识别更有优势。初步筛查中的血常规和 CT 在 0.5 h 内即可出结果，并根据严重程度分级，进入下一步 3 个处理方向。
对薄层 CT 显示可疑病变的高危患者（方向 3），会立即安排核酸检测。也有文献[22]报道了肺癌术后肺炎与新冠肺炎两者影像学表现较易混淆，应早期尽快行核酸检测确诊（最好取气道深部分泌物）。我们的流程图和实践表明，24 h 内基本就可以完成病因追溯和对应处理，在时效性上较为快捷。我们研究期间的数据显示术后并发症与文献报道的大体相符，术后肺部并发症以细菌性肺炎为主，虽然部分患者培养结果阴性，但抗生素治疗有效，影像学复查可见好转和康复。同时，该处理流程也具有简便可行的特点，长期运行稳定，即便在 2020 年 12 月上旬成都市郫都区新发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3]（华西医院上锦院区距离郫都区 6 km），我们仍能坚持我们的围术期管理方案持续运行，并保证病房和患者安全。
对于进入处理流程的术后患者，我们进一步进行了亚组分析和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因发热或肺部并发症进入处理流程的患者，术后住 ICU 时间和总术后住院时间均延长。危险因素的综合分析显示，性别是术后发热或肺部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男性患者具有更高的吸烟比例，食管癌患者术后发热和肺炎发生率均较高。这些危险因素在术前即可予以充分评估和预判。
我们现有的胸外科术后管理经验、术后发热与肺炎患者处理流程，主要还是在低风险地区。对于持续高风险地区，或疫情尚未控制的国外，我们的经验尚具有局限性。但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疫情控制尚可，因此，我们的经验仍具有相当的适用性，对高风险地区，我们建议可在该方案基础上，提高应对措施级别。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王文凭负责论文撰写、审阅，以及研究总体设计；阳茂丹负责研究设计和整体实施；牛玲莉、伍伫负责数据收集；刘成武负责数据分析；张小龙负责论文部分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