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珊, 施焘, 吕小东, 闫军, 李守军, 花中东. 心上型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的单中心治疗结果.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22, 29(1): 85-89. doi: 10.7507/1007-4848.202012091 复制
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TAPVC）是一种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约占全部先心病的 0.7%～1.5%[1]。其病理生理为全部的肺静脉均连接到右心房或其汇入血管上，通常同时存在一个经心房间交通的右向左分流。手术治疗的目的是重建肺静脉与左心房之间的直接交通。手术最常见的并发症是术后肺静脉梗阻（pulmonary vein obstruction，PVO），发生率约 10%～20%[2]，直接导致再次手术及死亡风险增高。本研究通过回顾单中心 98 例心上型 TAPVC 病例的手术治疗结果，分析术后死亡及术后 PVO 的危险因素，以改进 TAPVC 的治疗策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本中心 2014～2019 年行手术治疗的心上型 TAPVC 病例，除外合并单心室、右心室双出口、法洛四联症及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等复杂畸形，共纳入 98 例。其中男 64 例、女 34 例，中位手术年龄 3.0（1.5，7.0）个月，中位体重 5.0（4.0，6.0）kg。术前重度肺动脉高压 46 例（46.9%）、术前 PVO 23 例（23.5%）。传统手术技术治疗 92 例（93.9%），Sutureless 技术治疗 6 例（6.1%）；见表 1。主要合并的畸形为动脉导管未闭27例、三尖瓣关闭不全34例及室间隔缺损3例。
表1
98 例患者的基线资料 ［例（%）/M（P25，P75）］
1.2 手术方法
术前常规行超声心动图及先心病 CT 等检查明确诊断、肺静脉解剖及流速。分型由术中探查明确。正中开胸后建立体外循环，主动脉根部灌注冷晶体停搏液。传统手术方法经主动脉-上腔静脉路径，或将心尖向右肩部翻起，经心包斜窦路径进行矫治，阻断垂直静脉，依次切开左心耳与肺静脉共干，用 7-0 Prolene 线连续缝合吻合左心耳切缘与肺静脉共干切缘。切开右心房，采用自体心包修补房间隔缺损。应用 Sutureless 技术时，将心尖向右肩部翻起，或打开右侧胸腔，将心脏翻入右侧胸腔，经心包斜窦进行矫治，显露肺静脉共干。左心耳缝置牵引线，探查并确定吻合路线。左心耳切口一般从心耳顶端延过颈部一直到接近房间隔，在此处向下（足侧）做“L”型切口，向足侧延伸至相应长度。阻断垂直静脉，平行肺静脉共干长轴切开肺静脉前壁及对应的左房后壁，用 7-0 Prolene 线将左心房切缘连续缝合至肺静脉共干外侧的心包缘上。结扎垂直静脉。
1.3 评价指标及随访
重度肺动脉高压指超声心动图提示平均肺动脉压≥60 mm Hg。PVO 指超声心动图提示肺静脉共干或单支肺静脉流速≥1.6 m/s。早期死亡指出院前死亡或术后 30 d 内死亡，其余均为晚期死亡。
随访时间为术后第 1 d 至 2020 年 1 月。10 例失访，随访率 89.8%。中位随访时间为 26.50（5.75 ，44.25）个月。随访的主要结局事件为死亡，次要结局事件为术后 PVO。
1.4 统计学分析
分类变量用例数或百分比表示，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用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相关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归模型。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统计软件使用 SPSS（version 25，IBM SPSS，Armonk，NY）。
1.5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伦理审批号为 2017-977。住院期间所有患儿家长均签署病历资料使用知情同意书。
2 结果
2.1 术后死亡
术后早期死亡 4 例（4.1%），死亡原因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2 例）、急性左心衰竭（1 例）及吸入性肺炎（1 例）。术后晚期死亡 5 例（5.1%），死亡原因为术后 PVO 相关死亡（1 例）、肺炎（2 例）及其它无明确诊断（2 例）。截至末次随访，术后共死亡 9 例（9.2%）。
对术后死亡事件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结合方差膨胀系数等指标，并参考专业知识及既往研究等，除外具有共线性的部分变量后，将单因素分析中P<0.1 的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中，最终结果见表 2。低体重［HR=0.331，95%CI（0.138，0.793），P=0.013］、体外循环时间长［HR=1.039，95%CI（1.011，1.069），P=0.007］为术后死亡的相关因素。
表2
术后死亡事件的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
分别对早期死亡事件及晚期死亡事件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除了上述危险因素外，呼吸机使用时间长是早期死亡的相关因素［HR=1.006，95%CI（1.001，1.011），P=0.021］；而出院时存在 PVO 的病例，其晚期死亡风险显著增高［HR=32.177，95%CI（5.153，200.941），P=0.000］。
2.2 术后 PVO
截至末次随访，术后 PVO 8 例（8.2%），其中死亡 5 例（占总死亡 55.5%）。低体重［HR=0.455，95%CI（0.213，0.971），P=0.042］及体外循环时间长［HR=1.055，95%CI（1.020，1.090），P=0.002］为术后 PVO 的相关因素；见表 3。
表3
术后 PVO 事件的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
按照术前有无 PVO 进行分组，23 例术前合并 PVO，75 例术前无 PVO。两组术后第 1 d PVO 发生率分别为 4.3%（1/23）及 4.0%（3/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05，P=0.941）。两组出院时 PVO 发生率分别为 13.0%（3/23）及 5.3%（4/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1.686，95%CI（0.368，7.725），P=0.501］。末次随访出现 PVO 率分别为 17.4%（4/23）及 5.3%（4/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3.162，95%CI（0.790，12.653），P=0.104］。
术后 PVO 出现时间的早晚可能影响预后。在 8 例术后 PVO 病例中，7 例在术后 2 个月内出现 PVO，最终 5 例死亡（71.4%）；而 1 例为术后 2 个月后出现的 PVO，未死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905，P=0.168）。
2.3 不同手术方式治疗 TAPVC 的预后
传统手术方式治疗 92 例（93.9%），Sutureless 技术治疗 6 例（6.1%）。截至末次随访，传统手术组死亡 9 例（9.8%），Sutureless 组无死亡。传统手术组术后 PVO 共 8 例（8.7%），Sutureless 组无术后 PVO 发生。两组在体外循环时间、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等方面无明显差异；见表 4。
表4
不同手术方式组患者的基线资料［例（%）/
］
3 讨论
本组病例中位随访时间 26.50 个月，术后总死亡率为 9.2%，与 Shi 等[3-4]的双心室生理 TAPVC 回顾性研究的结果类似。低体重、体外循环时间长是术后死亡的相关因素，与 Shi 等[3]、Sakamoto 等[5]的研究结论类似。呼吸机使用时间长的病例早期死亡风险高。
尽管死亡原因方面，只有 1 例明确与术后 PVO 有关，但出院时存在术后 PVO 的病例，其晚期死亡风险增加 32 倍。出现术后 PVO 的 8 例病例中，死亡 5 例，占总死亡的 55.5%。这可能说明术后 PVO 的自然病程不可逆且逐渐进展，最终导致 PVO 相关死亡。Harada 等[6]也有类似的发现。本研究所有的术后死亡均发生在术后 5 个月内。因此术后早期密集而确实的随访，甚至积极的干预，特别对于出院时存在术后 PVO 的病例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TAPVC 合并术前 PVO 机制较复杂，包括内在的固有梗阻如单根肺静脉、肺静脉共汇或交通静脉的狭窄，外来压迫及限制性心房内交通等。PVO 的诊断标准目前尚不统一，一般认为是流速≥2 m/s，或压差≥4 mm Hg，或造影提示有≥50% 的狭窄[7]。近年的一些研究采用了更严格的标准，如流速≥1.8 m/s[3-4, 6]，≥1.5 m/s[8]甚至≥1.2 m/s[9]。本研究根据本院超声科共识，采用多普勒超声肺静脉流速≥1.6 m/s 作为 PVO 的诊断标准[10]。不同心脏中心 TAPVC 病例术前 PVO 发生率相差较大。如都以流速≥1.8 m/s 为标准，Shi 等[3-4]的双心室生理 TAPVC 研究中术前 PVO 率分别为 25.0% 及 54.9%。
以术后 PVO 为终点事件，在 8.50 个月的中位随访时间内，发生率为 8.2%。近年的几项大型 TAPVC 回顾性研究[3, 9, 11-12]的术后 PVO 发生率约 10%～20%。在本研究中，低体重及体外循环时间长为术后 PVO 的相关因素。与其它研究[3, 5, 9]的研究结论类似。
术后 PVO 的发生机制尚不完全明确。在传统手术方式下，一般认为主要由吻合口处的内膜增生与管腔狭窄导致。可能的原因[13]包括不完全的吻合技术造成的器质性狭窄和湍流效应；手术操作造成的直接组织损伤，如吻合过程中夹持肺静脉壁等操作；不可吸收缝线使得吻合口不生长甚至收缩，以及 TAPVC 患者的左心房及肺静脉中已经存在的一些病理改变。
我们发现，手术治疗将所有 TAPVC 病例矫正至同一水平后（4.3% vs. 4.0%），在出院时，术前合并 PVO 的病例更可能发生术后 PVO（13.0% vs. 5.3%）。这提示对于存在术前 PVO 的病例，遗传易感性、左心房与肺静脉已经存在的病理改变以及无法通过手术解除的单支肺静脉的狭窄等因素，均使得其可能对于术后轻微的吻合口狭窄等变化不耐受，并因此触发术后 PVO 过程，这一过程在术后早期即可出现。末次随访时也有相似发现。而可能与我们的认知不同，术前即使是轻度梗阻，如流速≥1.2 m/s，也是术后 PVO 的独立危险因素[9]。同时我们发现，术后越早出现 PVO，预后越差。以术后 2 个月为分界，术后 2 个月内出现的 7 例术后 PVO，最终 5 例死亡（71.4%）；而术后 2 个月后新出现 PVO 1 例，无死亡。Seale 等[11]也有类似的发现。因此，术后早期出现 PVO 的病例，密切的随访与积极的干预对于预后非常重要。
本组病例中仅 6 例采用 Sutureless 技术完成手术治疗（6.1%），由于样本量偏小，而整体研究结局事件发生率并不高，因此很难得到显著性差异。Sutureless 技术组在术后死亡（0 vs. 9.8%）、术后 PVO（0 vs. 8.7%）及围术期资料等指标上均优于传统手术组。
从 Lacour-Gayet 等[14]提出 Sutureless 技术以来，其逐渐成为 TAPVC 的初次手术治疗方式。因其避免了左心房切缘与肺静脉切缘的直接吻合，因此理论上可以减少因吻合口狭窄而造成的术后 PVO。近年的研究结果多支持 Sutureless 技术的应用[3, 12]。Shi 等[3]发现对于术前 PVO 的患者，Sutureless 技术能显著降低术后 PVO 发生率（P=0.038）。Lo Rito 等[12]认为 Sutureless 技术能减少术后 PVO（P=0.05），特别是减少中心型 PVO。但这些研究多为回顾性研究，更准确的结论还有待前瞻性大样本研究进一步证实。
本研究具有回顾性研究的各种限制。尽管术前常规行超声心动图及先心病 CT 检查，但在诊断方面没有严格细分梗阻类型，而无法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术后 PVO 的评估主要依靠超声心动图，没有行先心病 CT 或磁共振成像等详细分析。超声心动图选择性描述了 PVO 病例的流速，当流速正常时均未描述具体数值，使得流速只能被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分析。目前 Sutureless 技术治疗 TAPVC 应用较广泛，而本组病例中 Sutureless 治疗病例数太少，无法使用统计学方法计算Sutureless 技术和传统手术的差异。另外，由于阳性事件数偏少，采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倚。
综上所述，本中心外科手术治疗心上型 TAPVC 取得较满意的近中期结果。合并低体重、体外循环时间长的病例预后较差。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王珊、施焘负责数据收集、论文撰写；吕小东负责文章审阅及修改；闫军负责论文总体设计；李守军、花中东负责论文总体设计及修改。
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TAPVC）是一种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约占全部先心病的 0.7%～1.5%[1]。其病理生理为全部的肺静脉均连接到右心房或其汇入血管上，通常同时存在一个经心房间交通的右向左分流。手术治疗的目的是重建肺静脉与左心房之间的直接交通。手术最常见的并发症是术后肺静脉梗阻（pulmonary vein obstruction，PVO），发生率约 10%～20%[2]，直接导致再次手术及死亡风险增高。本研究通过回顾单中心 98 例心上型 TAPVC 病例的手术治疗结果，分析术后死亡及术后 PVO 的危险因素，以改进 TAPVC 的治疗策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本中心 2014～2019 年行手术治疗的心上型 TAPVC 病例，除外合并单心室、右心室双出口、法洛四联症及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等复杂畸形，共纳入 98 例。其中男 64 例、女 34 例，中位手术年龄 3.0（1.5，7.0）个月，中位体重 5.0（4.0，6.0）kg。术前重度肺动脉高压 46 例（46.9%）、术前 PVO 23 例（23.5%）。传统手术技术治疗 92 例（93.9%），Sutureless 技术治疗 6 例（6.1%）；见表 1。主要合并的畸形为动脉导管未闭27例、三尖瓣关闭不全34例及室间隔缺损3例。
表1
98 例患者的基线资料 ［例（%）/M（P25，P75）］
1.2 手术方法
术前常规行超声心动图及先心病 CT 等检查明确诊断、肺静脉解剖及流速。分型由术中探查明确。正中开胸后建立体外循环，主动脉根部灌注冷晶体停搏液。传统手术方法经主动脉-上腔静脉路径，或将心尖向右肩部翻起，经心包斜窦路径进行矫治，阻断垂直静脉，依次切开左心耳与肺静脉共干，用 7-0 Prolene 线连续缝合吻合左心耳切缘与肺静脉共干切缘。切开右心房，采用自体心包修补房间隔缺损。应用 Sutureless 技术时，将心尖向右肩部翻起，或打开右侧胸腔，将心脏翻入右侧胸腔，经心包斜窦进行矫治，显露肺静脉共干。左心耳缝置牵引线，探查并确定吻合路线。左心耳切口一般从心耳顶端延过颈部一直到接近房间隔，在此处向下（足侧）做“L”型切口，向足侧延伸至相应长度。阻断垂直静脉，平行肺静脉共干长轴切开肺静脉前壁及对应的左房后壁，用 7-0 Prolene 线将左心房切缘连续缝合至肺静脉共干外侧的心包缘上。结扎垂直静脉。
1.3 评价指标及随访
重度肺动脉高压指超声心动图提示平均肺动脉压≥60 mm Hg。PVO 指超声心动图提示肺静脉共干或单支肺静脉流速≥1.6 m/s。早期死亡指出院前死亡或术后 30 d 内死亡，其余均为晚期死亡。
随访时间为术后第 1 d 至 2020 年 1 月。10 例失访，随访率 89.8%。中位随访时间为 26.50（5.75 ，44.25）个月。随访的主要结局事件为死亡，次要结局事件为术后 PVO。
1.4 统计学分析
分类变量用例数或百分比表示，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用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相关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归模型。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统计软件使用 SPSS（version 25，IBM SPSS，Armonk，NY）。
1.5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伦理审批号为 2017-977。住院期间所有患儿家长均签署病历资料使用知情同意书。
2 结果
2.1 术后死亡
术后早期死亡 4 例（4.1%），死亡原因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2 例）、急性左心衰竭（1 例）及吸入性肺炎（1 例）。术后晚期死亡 5 例（5.1%），死亡原因为术后 PVO 相关死亡（1 例）、肺炎（2 例）及其它无明确诊断（2 例）。截至末次随访，术后共死亡 9 例（9.2%）。
对术后死亡事件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结合方差膨胀系数等指标，并参考专业知识及既往研究等，除外具有共线性的部分变量后，将单因素分析中P<0.1 的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中，最终结果见表 2。低体重［HR=0.331，95%CI（0.138，0.793），P=0.013］、体外循环时间长［HR=1.039，95%CI（1.011，1.069），P=0.007］为术后死亡的相关因素。
表2
术后死亡事件的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
分别对早期死亡事件及晚期死亡事件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除了上述危险因素外，呼吸机使用时间长是早期死亡的相关因素［HR=1.006，95%CI（1.001，1.011），P=0.021］；而出院时存在 PVO 的病例，其晚期死亡风险显著增高［HR=32.177，95%CI（5.153，200.941），P=0.000］。
2.2 术后 PVO
截至末次随访，术后 PVO 8 例（8.2%），其中死亡 5 例（占总死亡 55.5%）。低体重［HR=0.455，95%CI（0.213，0.971），P=0.042］及体外循环时间长［HR=1.055，95%CI（1.020，1.090），P=0.002］为术后 PVO 的相关因素；见表 3。
表3
术后 PVO 事件的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
按照术前有无 PVO 进行分组，23 例术前合并 PVO，75 例术前无 PVO。两组术后第 1 d PVO 发生率分别为 4.3%（1/23）及 4.0%（3/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05，P=0.941）。两组出院时 PVO 发生率分别为 13.0%（3/23）及 5.3%（4/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1.686，95%CI（0.368，7.725），P=0.501］。末次随访出现 PVO 率分别为 17.4%（4/23）及 5.3%（4/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3.162，95%CI（0.790，12.653），P=0.104］。
术后 PVO 出现时间的早晚可能影响预后。在 8 例术后 PVO 病例中，7 例在术后 2 个月内出现 PVO，最终 5 例死亡（71.4%）；而 1 例为术后 2 个月后出现的 PVO，未死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905，P=0.168）。
2.3 不同手术方式治疗 TAPVC 的预后
传统手术方式治疗 92 例（93.9%），Sutureless 技术治疗 6 例（6.1%）。截至末次随访，传统手术组死亡 9 例（9.8%），Sutureless 组无死亡。传统手术组术后 PVO 共 8 例（8.7%），Sutureless 组无术后 PVO 发生。两组在体外循环时间、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等方面无明显差异；见表 4。
表4
不同手术方式组患者的基线资料［例（%）/］
3 讨论
本组病例中位随访时间 26.50 个月，术后总死亡率为 9.2%，与 Shi 等[3-4]的双心室生理 TAPVC 回顾性研究的结果类似。低体重、体外循环时间长是术后死亡的相关因素，与 Shi 等[3]、Sakamoto 等[5]的研究结论类似。呼吸机使用时间长的病例早期死亡风险高。
尽管死亡原因方面，只有 1 例明确与术后 PVO 有关，但出院时存在术后 PVO 的病例，其晚期死亡风险增加 32 倍。出现术后 PVO 的 8 例病例中，死亡 5 例，占总死亡的 55.5%。这可能说明术后 PVO 的自然病程不可逆且逐渐进展，最终导致 PVO 相关死亡。Harada 等[6]也有类似的发现。本研究所有的术后死亡均发生在术后 5 个月内。因此术后早期密集而确实的随访，甚至积极的干预，特别对于出院时存在术后 PVO 的病例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TAPVC 合并术前 PVO 机制较复杂，包括内在的固有梗阻如单根肺静脉、肺静脉共汇或交通静脉的狭窄，外来压迫及限制性心房内交通等。PVO 的诊断标准目前尚不统一，一般认为是流速≥2 m/s，或压差≥4 mm Hg，或造影提示有≥50% 的狭窄[7]。近年的一些研究采用了更严格的标准，如流速≥1.8 m/s[3-4, 6]，≥1.5 m/s[8]甚至≥1.2 m/s[9]。本研究根据本院超声科共识，采用多普勒超声肺静脉流速≥1.6 m/s 作为 PVO 的诊断标准[10]。不同心脏中心 TAPVC 病例术前 PVO 发生率相差较大。如都以流速≥1.8 m/s 为标准，Shi 等[3-4]的双心室生理 TAPVC 研究中术前 PVO 率分别为 25.0% 及 54.9%。
以术后 PVO 为终点事件，在 8.50 个月的中位随访时间内，发生率为 8.2%。近年的几项大型 TAPVC 回顾性研究[3, 9, 11-12]的术后 PVO 发生率约 10%～20%。在本研究中，低体重及体外循环时间长为术后 PVO 的相关因素。与其它研究[3, 5, 9]的研究结论类似。
术后 PVO 的发生机制尚不完全明确。在传统手术方式下，一般认为主要由吻合口处的内膜增生与管腔狭窄导致。可能的原因[13]包括不完全的吻合技术造成的器质性狭窄和湍流效应；手术操作造成的直接组织损伤，如吻合过程中夹持肺静脉壁等操作；不可吸收缝线使得吻合口不生长甚至收缩，以及 TAPVC 患者的左心房及肺静脉中已经存在的一些病理改变。
我们发现，手术治疗将所有 TAPVC 病例矫正至同一水平后（4.3% vs. 4.0%），在出院时，术前合并 PVO 的病例更可能发生术后 PVO（13.0% vs. 5.3%）。这提示对于存在术前 PVO 的病例，遗传易感性、左心房与肺静脉已经存在的病理改变以及无法通过手术解除的单支肺静脉的狭窄等因素，均使得其可能对于术后轻微的吻合口狭窄等变化不耐受，并因此触发术后 PVO 过程，这一过程在术后早期即可出现。末次随访时也有相似发现。而可能与我们的认知不同，术前即使是轻度梗阻，如流速≥1.2 m/s，也是术后 PVO 的独立危险因素[9]。同时我们发现，术后越早出现 PVO，预后越差。以术后 2 个月为分界，术后 2 个月内出现的 7 例术后 PVO，最终 5 例死亡（71.4%）；而术后 2 个月后新出现 PVO 1 例，无死亡。Seale 等[11]也有类似的发现。因此，术后早期出现 PVO 的病例，密切的随访与积极的干预对于预后非常重要。
本组病例中仅 6 例采用 Sutureless 技术完成手术治疗（6.1%），由于样本量偏小，而整体研究结局事件发生率并不高，因此很难得到显著性差异。Sutureless 技术组在术后死亡（0 vs. 9.8%）、术后 PVO（0 vs. 8.7%）及围术期资料等指标上均优于传统手术组。
从 Lacour-Gayet 等[14]提出 Sutureless 技术以来，其逐渐成为 TAPVC 的初次手术治疗方式。因其避免了左心房切缘与肺静脉切缘的直接吻合，因此理论上可以减少因吻合口狭窄而造成的术后 PVO。近年的研究结果多支持 Sutureless 技术的应用[3, 12]。Shi 等[3]发现对于术前 PVO 的患者，Sutureless 技术能显著降低术后 PVO 发生率（P=0.038）。Lo Rito 等[12]认为 Sutureless 技术能减少术后 PVO（P=0.05），特别是减少中心型 PVO。但这些研究多为回顾性研究，更准确的结论还有待前瞻性大样本研究进一步证实。
本研究具有回顾性研究的各种限制。尽管术前常规行超声心动图及先心病 CT 检查，但在诊断方面没有严格细分梗阻类型，而无法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术后 PVO 的评估主要依靠超声心动图，没有行先心病 CT 或磁共振成像等详细分析。超声心动图选择性描述了 PVO 病例的流速，当流速正常时均未描述具体数值，使得流速只能被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分析。目前 Sutureless 技术治疗 TAPVC 应用较广泛，而本组病例中 Sutureless 治疗病例数太少，无法使用统计学方法计算Sutureless 技术和传统手术的差异。另外，由于阳性事件数偏少，采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倚。
综上所述，本中心外科手术治疗心上型 TAPVC 取得较满意的近中期结果。合并低体重、体外循环时间长的病例预后较差。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王珊、施焘负责数据收集、论文撰写；吕小东负责文章审阅及修改；闫军负责论文总体设计；李守军、花中东负责论文总体设计及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