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闫新建, 庄建, 李佳妮, 陈寄梅, 岑坚正, 温树生, 许刚, 张洪宇. 心包卷重建右心室流出道矫治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缺损——单中心回顾性随访研究.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16, 23(10): 939-943. doi: 10.7507/1007-4848.20160226 复制
肺动脉闭锁(pulmonary atresia,PA)合并室间隔缺损(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VSD)是一种复杂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畸形,患者缺乏右心室与肺动脉的功能连接,肺血供大多数起源于动脉导管(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少数起源于主动脉,即大型体肺侧枝动脉(major aortopulmonary collateral arteries,MAPCAs)。早期重建右心室流出道(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RVOT)是手术矫治的关键[1]。2002年11月至2013年9月我院对收治的41例PA/VSD患者采用心包卷重建RVOT行根治或姑息手术。现对其进行分析,评估该术式的手术效果和远期预后。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全组共手术矫治PA/VSD患者41例,其中男25例、女16例,手术年龄4.00个月至22.70岁(56.60±63.92)个月,其中新生儿0例,婴儿15例,幼儿7例,学龄前7例,学龄期10例,青春期1例,成人1例(表 1)。体重4.50~45.50(13.24±8.94) kg。所有患者术前均行胸部X线片及超声心动图检查,术前心胸比率(C/T) 0.60±0.05。按Castaneda解剖分型,PA/VSD Ⅱ型3例,Ⅲ型37例,Ⅳ型1例;术前心脏彩色超声心动图示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 52%~88%(68.3%±12.0%),合并继发孔房缺/卵圆孔未闭19例;单支冠状动脉1例;右弓右降4例。

1.2 方法
1.2.1 手术方法
所有PA/VSD患者RVOT重建方式均为心包管道。多数情况下手术在低温体外循环下进行,使用膜式氧合器,胸骨正中切口并留取自体心包,将心包组织置入0.6%戊二醛溶液中,5~10 min后取出,随即用生理盐水反复冲洗干净,无戊二醛溶液残留为止,然后根据患者体重及肺动脉分支发育情况,缝制心包管道备用。同时行全身肝素化前充分游离左、右肺动脉直至双侧肺门处,常规升主动脉,上、下腔静脉插管,体外循环转流降温至28℃左右,阻断升主动脉,经升主动脉根部灌注4℃含钾晶体心脏停搏液保护心肌。心脏停搏后经房间隔缺损或卵圆孔置入左心引流管,右心室流出道行纵行切口探查或修补室间隔缺损,左、右肺动脉汇合处做横切口,用6-0 Prolene线连续缝合行心包卷与左右肺动脉共汇切口吻合,最后将心包卷近心端与右心室切口吻合完成RVOT重建;对于侧枝血管不多或有保护性狭窄的患者,可于心脏不停跳情况下完成RVOT重建;对于侧枝血管较粗大或Ⅳ型PA/VSD,则可选择首先行左后外侧或右后外侧(右弓右降)入路,完成侧枝血管的探查或结扎然后再正中入路进行RVOT重建或肺血管单一化手术。
1.2.2 体外循环及ICU监护情况
共35例患者行PA/VSD根治或者姑息手术,7例采用心脏不停跳RVOT重建,34例采用低温体外循环,1例采用深低温停循环方法,体外循环时间60 min。术毕带气管插管入ICU。
1.2.3 随访
通过回顾性研究患者术前,术后早期(出院时),术后随访期间的病案及相关检查资料,通过电话方式联系患者返院复查,完成数据收集。术后随访及检查项目均在我院进行,随访时间截至2014年6月。随访方法主要包括超声心动图(Vivid 7 Dimension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和12导联心电图。主要随访观察指标包括:早期及随访期间死亡率,再次手术情况,随访期间心包卷及肺动脉分支发育情况,肺动脉、三尖瓣反流情况。 早期随访是指患者出院前或术后30 d以内。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配对t检验判断心包卷及肺动脉分支的发育情况、肺动脉及三尖瓣反流变化情况,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瓣膜反流与随访时间的相关关系。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13.0进行相关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早期临床结果
34例低温体外循环时间48.0~349.0(130.2±64.8) min,主动脉阻断时间25.0~158.0(81.8±28.5)min;1例深低温体外循环时间60 min。应用呼吸机辅助时间8.0~1 104.0(114.8±279.7) h,ICU停留时间1.00~67.00(9.64±16.74) d。术后心脏压塞二次开胸止血2例(4.88%),膈肌麻痹1例(2.44%),肺部感染2例(4.88%),大量胸腔积液1例(2.44%),伤口愈合不良1例(2.44%)。
共41例患者行PA/VSD根治或者姑息手术,术后早期死亡5例(12.19%),3例婴幼儿和1例学龄期儿童因肺血管发育极差,术后反复重度低氧血症,低心排血量综合征于术后1 d内死亡,另1例婴幼儿因术前合并肺部感染,术后感染加重,控制不满意,合并伤口感染愈合不良最终因严重感染死亡。
2.2 术后生存时间及再次手术情况
共有38例患者有出院后随访资料,3例失访(38/41,92.68%)。随访时间4.00个月至10.75年(3.00±2.35)年。术后早期有5例患者死亡,术后早期存活率为87.80%(36/41)。随访中1例行二期手术后死亡。随访期间10例出现心包卷重度狭窄,5例肺动脉分支中-重度狭窄,共有9例已返院行再次手术,其中1例返院再次手术行VSD补片留孔及侧枝血管结扎术后因严重低氧血症死亡。
2.3 心包卷及分支肺动脉发育
随访期间与术后早期相比,右肺动脉直径明显增长(P<0.05),心包卷管道及左肺动脉均无明显增长(P>0.05,表 2)。

2.4 肺动脉及三尖瓣反流情况
随访期间肺动脉反流面积明显大于术后早期[0.00~9.40(2.16±0.41) cm2 vs. 0.00~3.60(1.08±0.21) cm2,P<0.05]。三尖瓣反流面积术后早期为0.00~2.80(0.92±0.18 ) cm2,随访期间为0.00~5.0(1.45±0.28 ) cm2,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肺动脉反流增长量与随访时间无相关关系(P=0.18,表 3)。

3 讨论
PA/VSD是复杂先天性心脏病中个体差异性非常明显的一类,其外科治疗是世界范围内最具挑战性的领域[2]。PA/VSD的命名、分型及手术方式等问题并未明确界定,Christo I.Tchervenkow将PA/VSD定义如下[3]: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缺损定义为心室和肺动脉之间缺乏腔性连续并且无血流通过,同时在双心室结构中室间隔上有一个开口或者穿孔的先天性心脏畸形;部分严重的畸形伴随部分或者完全的原位肺动脉(native pulmonary arteries,NPA)缺如。PA/VSD的分型方法包括Castañeda分型[4]、国际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命名及数据库系统分型等不同的方式。
早期重建RVOT能有效促进右心室和肺动脉的发育,尤其是Ⅰ期矫治不可行时,RVOT重建比体肺分流更有利[1, 5],但目前对于RVOT重建方式尚无定论。自1966年Ross等[6]采用同种异体主动脉瓣管道以来,同种带瓣管道(homograft)得到广泛应用;1992年Ichikawa等首次应用牛颈静脉带瓣管道,并衍生出Contegra®管道(Medtronic Inc,MN,USA),早中期效果满意[7]。但这两种管道来源有限,容易退行性变,面临感染、免疫排斥、大小匹配和远期狭窄等问题,国内临床应用受到很大限制[8-9]。国产牛颈静脉带瓣无支架管道目前初步应用临床,远期效果尚待研究[10]。此外,肺动脉下拉与右心室直接吻合重建右心室流出道由于远期有继续生长发育的潜力,近年来逐渐受到外科医生的重视,我们之前已有所报道[11-12]。1964年Rastelli等首先用心包卷重建RVOT矫治PA/VSD成功[13]。本研究即是对单一心脏中心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缺损矫治术中行心包卷重建右心室流出道的患者进行回顾性随访研究,以评估该术式在外科治疗中的临床效果。
本组中病例均采用心包管道重建右心室流出道,患者年龄分布既有婴幼儿,亦有大龄儿童甚至成年患者,对于左右肺动脉共汇远离右心室流出道盲端,或冠状动脉解剖结构不适宜行肺动脉下拉的情况,心包卷管道重建右心室流出道是解决棘手问题的一个可行选择。
RVOT重建后出现再次狭窄是多数重建方式尤其是各种心外管道普遍遇到的问题,文献[14]报道心外管道重建RVOT再次手术率高达54%,三次手术率高达37%。本研究组中38例患者随访期间10例出现心包卷重度狭窄,5例肺动脉分支中-重度狭窄,共有9例已返院行再次手术,其中1例返院再次手术行室间隔缺损补片留孔及侧枝血管结扎术后因严重低心排血量综合征死亡,其余6例术后出现心包卷或肺动脉分支狭窄的情况,因肺动脉分支血管发育情况仍较差,而密切门诊随访,择期行再次手术。发现术后远期心包卷的狭窄并不一定仅仅与管道腔内的组织增生、钙化有关,心包管道与其周围组织的粘连也是心包卷管道重度狭窄的重要原因之一。部分患儿心包管道本身直径大小已足够,但因与肺动脉分支发生压迫、粘连,导致心包卷与肺动脉分支吻合口处重度狭窄。故对于心包卷重建右心室流出道,首先要注意足够大小的直径以保证管道通畅程度,考虑到术后存在肺动脉反流增加右心容量负荷,根据患者的体重来合理估计管道直径;其次需特别注意重建时心包卷的长度和张力情况,避免折叠、扭曲,需细心测量观察所需心包卷的长度及重建后的张力,管道既不能太长,以至于引起折叠扭曲导致管道自身的互相粘连,亦不可太短导致张力太大引起牵扯导致远端肺动脉狭窄,最好是心脏复跳后管道在自然状态下充盈饱满;第三,对于特殊情况下,如需要将单支肺动脉移植到心包卷上来重建肺血流的情况下,需要特别注意单支肺动脉与心包卷本身之间的角度和距离,尽量避免远期由于心包卷本身与肺动脉之间的粘连引起的心包卷的牵扯狭窄。总之,除了对心包卷本身的规范处理外,还需要精巧的手术技巧和经验以避免远期因外在因素导致的心包卷重度狭窄。在本组采用心包管道重建右心室流出道的患者中并未发现远期感染的问题。
任何右心室流出道重建方式都应该尝试促进原位肺动脉的生长发育。本组患者除了右肺动脉直径明显增长,心包卷管道及左肺动脉均无明显增长。随访结果再次证实了建立肺动脉前向血流对于肺动脉分支,至少部分肺血管发育是有帮助的,但并不支持自体心包管道有进一步生长发育潜能的观点,这可能与心包组织经戊二醛处理后失去活性有关。由于心包卷自身无生长性,可以推测采用心包卷重建右心室流出道后中远期管道狭窄及再次手术的必然性。
心包卷重建右心室流出道,因缺乏肺瓣,术后几乎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肺动脉反流[15]的问题。本研究中患者随访期间肺动脉反流较术后早期明显加重,以轻-中度反流为主。三尖瓣反流情况亦较术后早期明显加重,以轻度反流为主;所有患者随访期间未出现明显右心功能不全或右心衰的表现。肺动脉和三尖瓣反流增长量与随访时间长短亦无明显相关关系。有研究发现,肺瓣缺如是重建右心室流出道后右心室扩张和心功能低下的重要因素[16]。但也有研究认为缺乏肺瓣的自体心包重建右心室流出道术后中期随访满意[17]。文献报道采用带自体心包活瓣的心包卷重建右心室流出道,但随访期间几乎看不到人工活瓣的作用[18]。所以对于这部分患者进行中远期随访,必要时应行核磁共振检查评估右心功能变化[19]。
本研究的不足为回顾性研究,并且未能与肺动脉下拉重建右心室流出道等其他RVOT重建方式进行同期比较;虽然随访患者均行12导联心电图检查,但由于随访年限跨度较大,无法获得其术后早期及历次随访的QRS波长及变化情况来判断右心室功能变化情况[20]。
我院10余年来采用心包卷重建RVOT矫治不同类型PA/VSD,早期临床效果证实该术式是临床可行的矫治方式,尤其适用于左右肺动脉共汇远离右心室流出道盲端,或冠状动脉横跨右心室流出道的情况,但心包卷无远期生长能力,故再次狭窄发生率较高,术后需严密随访,同时随访期间需关注肺动脉及三尖瓣反流并评估右心功能。
肺动脉闭锁(pulmonary atresia,PA)合并室间隔缺损(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VSD)是一种复杂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畸形,患者缺乏右心室与肺动脉的功能连接,肺血供大多数起源于动脉导管(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少数起源于主动脉,即大型体肺侧枝动脉(major aortopulmonary collateral arteries,MAPCAs)。早期重建右心室流出道(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RVOT)是手术矫治的关键[1]。2002年11月至2013年9月我院对收治的41例PA/VSD患者采用心包卷重建RVOT行根治或姑息手术。现对其进行分析,评估该术式的手术效果和远期预后。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全组共手术矫治PA/VSD患者41例,其中男25例、女16例,手术年龄4.00个月至22.70岁(56.60±63.92)个月,其中新生儿0例,婴儿15例,幼儿7例,学龄前7例,学龄期10例,青春期1例,成人1例(表 1)。体重4.50~45.50(13.24±8.94) kg。所有患者术前均行胸部X线片及超声心动图检查,术前心胸比率(C/T) 0.60±0.05。按Castaneda解剖分型,PA/VSD Ⅱ型3例,Ⅲ型37例,Ⅳ型1例;术前心脏彩色超声心动图示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 52%~88%(68.3%±12.0%),合并继发孔房缺/卵圆孔未闭19例;单支冠状动脉1例;右弓右降4例。

1.2 方法
1.2.1 手术方法
所有PA/VSD患者RVOT重建方式均为心包管道。多数情况下手术在低温体外循环下进行,使用膜式氧合器,胸骨正中切口并留取自体心包,将心包组织置入0.6%戊二醛溶液中,5~10 min后取出,随即用生理盐水反复冲洗干净,无戊二醛溶液残留为止,然后根据患者体重及肺动脉分支发育情况,缝制心包管道备用。同时行全身肝素化前充分游离左、右肺动脉直至双侧肺门处,常规升主动脉,上、下腔静脉插管,体外循环转流降温至28℃左右,阻断升主动脉,经升主动脉根部灌注4℃含钾晶体心脏停搏液保护心肌。心脏停搏后经房间隔缺损或卵圆孔置入左心引流管,右心室流出道行纵行切口探查或修补室间隔缺损,左、右肺动脉汇合处做横切口,用6-0 Prolene线连续缝合行心包卷与左右肺动脉共汇切口吻合,最后将心包卷近心端与右心室切口吻合完成RVOT重建;对于侧枝血管不多或有保护性狭窄的患者,可于心脏不停跳情况下完成RVOT重建;对于侧枝血管较粗大或Ⅳ型PA/VSD,则可选择首先行左后外侧或右后外侧(右弓右降)入路,完成侧枝血管的探查或结扎然后再正中入路进行RVOT重建或肺血管单一化手术。
1.2.2 体外循环及ICU监护情况
共35例患者行PA/VSD根治或者姑息手术,7例采用心脏不停跳RVOT重建,34例采用低温体外循环,1例采用深低温停循环方法,体外循环时间60 min。术毕带气管插管入ICU。
1.2.3 随访
通过回顾性研究患者术前,术后早期(出院时),术后随访期间的病案及相关检查资料,通过电话方式联系患者返院复查,完成数据收集。术后随访及检查项目均在我院进行,随访时间截至2014年6月。随访方法主要包括超声心动图(Vivid 7 Dimension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和12导联心电图。主要随访观察指标包括:早期及随访期间死亡率,再次手术情况,随访期间心包卷及肺动脉分支发育情况,肺动脉、三尖瓣反流情况。 早期随访是指患者出院前或术后30 d以内。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配对t检验判断心包卷及肺动脉分支的发育情况、肺动脉及三尖瓣反流变化情况,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瓣膜反流与随访时间的相关关系。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13.0进行相关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早期临床结果
34例低温体外循环时间48.0~349.0(130.2±64.8) min,主动脉阻断时间25.0~158.0(81.8±28.5)min;1例深低温体外循环时间60 min。应用呼吸机辅助时间8.0~1 104.0(114.8±279.7) h,ICU停留时间1.00~67.00(9.64±16.74) d。术后心脏压塞二次开胸止血2例(4.88%),膈肌麻痹1例(2.44%),肺部感染2例(4.88%),大量胸腔积液1例(2.44%),伤口愈合不良1例(2.44%)。
共41例患者行PA/VSD根治或者姑息手术,术后早期死亡5例(12.19%),3例婴幼儿和1例学龄期儿童因肺血管发育极差,术后反复重度低氧血症,低心排血量综合征于术后1 d内死亡,另1例婴幼儿因术前合并肺部感染,术后感染加重,控制不满意,合并伤口感染愈合不良最终因严重感染死亡。
2.2 术后生存时间及再次手术情况
共有38例患者有出院后随访资料,3例失访(38/41,92.68%)。随访时间4.00个月至10.75年(3.00±2.35)年。术后早期有5例患者死亡,术后早期存活率为87.80%(36/41)。随访中1例行二期手术后死亡。随访期间10例出现心包卷重度狭窄,5例肺动脉分支中-重度狭窄,共有9例已返院行再次手术,其中1例返院再次手术行VSD补片留孔及侧枝血管结扎术后因严重低氧血症死亡。
2.3 心包卷及分支肺动脉发育
随访期间与术后早期相比,右肺动脉直径明显增长(P<0.05),心包卷管道及左肺动脉均无明显增长(P>0.05,表 2)。

2.4 肺动脉及三尖瓣反流情况
随访期间肺动脉反流面积明显大于术后早期[0.00~9.40(2.16±0.41) cm2 vs. 0.00~3.60(1.08±0.21) cm2,P<0.05]。三尖瓣反流面积术后早期为0.00~2.80(0.92±0.18 ) cm2,随访期间为0.00~5.0(1.45±0.28 ) cm2,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肺动脉反流增长量与随访时间无相关关系(P=0.18,表 3)。

3 讨论
PA/VSD是复杂先天性心脏病中个体差异性非常明显的一类,其外科治疗是世界范围内最具挑战性的领域[2]。PA/VSD的命名、分型及手术方式等问题并未明确界定,Christo I.Tchervenkow将PA/VSD定义如下[3]: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缺损定义为心室和肺动脉之间缺乏腔性连续并且无血流通过,同时在双心室结构中室间隔上有一个开口或者穿孔的先天性心脏畸形;部分严重的畸形伴随部分或者完全的原位肺动脉(native pulmonary arteries,NPA)缺如。PA/VSD的分型方法包括Castañeda分型[4]、国际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命名及数据库系统分型等不同的方式。
早期重建RVOT能有效促进右心室和肺动脉的发育,尤其是Ⅰ期矫治不可行时,RVOT重建比体肺分流更有利[1, 5],但目前对于RVOT重建方式尚无定论。自1966年Ross等[6]采用同种异体主动脉瓣管道以来,同种带瓣管道(homograft)得到广泛应用;1992年Ichikawa等首次应用牛颈静脉带瓣管道,并衍生出Contegra®管道(Medtronic Inc,MN,USA),早中期效果满意[7]。但这两种管道来源有限,容易退行性变,面临感染、免疫排斥、大小匹配和远期狭窄等问题,国内临床应用受到很大限制[8-9]。国产牛颈静脉带瓣无支架管道目前初步应用临床,远期效果尚待研究[10]。此外,肺动脉下拉与右心室直接吻合重建右心室流出道由于远期有继续生长发育的潜力,近年来逐渐受到外科医生的重视,我们之前已有所报道[11-12]。1964年Rastelli等首先用心包卷重建RVOT矫治PA/VSD成功[13]。本研究即是对单一心脏中心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缺损矫治术中行心包卷重建右心室流出道的患者进行回顾性随访研究,以评估该术式在外科治疗中的临床效果。
本组中病例均采用心包管道重建右心室流出道,患者年龄分布既有婴幼儿,亦有大龄儿童甚至成年患者,对于左右肺动脉共汇远离右心室流出道盲端,或冠状动脉解剖结构不适宜行肺动脉下拉的情况,心包卷管道重建右心室流出道是解决棘手问题的一个可行选择。
RVOT重建后出现再次狭窄是多数重建方式尤其是各种心外管道普遍遇到的问题,文献[14]报道心外管道重建RVOT再次手术率高达54%,三次手术率高达37%。本研究组中38例患者随访期间10例出现心包卷重度狭窄,5例肺动脉分支中-重度狭窄,共有9例已返院行再次手术,其中1例返院再次手术行室间隔缺损补片留孔及侧枝血管结扎术后因严重低心排血量综合征死亡,其余6例术后出现心包卷或肺动脉分支狭窄的情况,因肺动脉分支血管发育情况仍较差,而密切门诊随访,择期行再次手术。发现术后远期心包卷的狭窄并不一定仅仅与管道腔内的组织增生、钙化有关,心包管道与其周围组织的粘连也是心包卷管道重度狭窄的重要原因之一。部分患儿心包管道本身直径大小已足够,但因与肺动脉分支发生压迫、粘连,导致心包卷与肺动脉分支吻合口处重度狭窄。故对于心包卷重建右心室流出道,首先要注意足够大小的直径以保证管道通畅程度,考虑到术后存在肺动脉反流增加右心容量负荷,根据患者的体重来合理估计管道直径;其次需特别注意重建时心包卷的长度和张力情况,避免折叠、扭曲,需细心测量观察所需心包卷的长度及重建后的张力,管道既不能太长,以至于引起折叠扭曲导致管道自身的互相粘连,亦不可太短导致张力太大引起牵扯导致远端肺动脉狭窄,最好是心脏复跳后管道在自然状态下充盈饱满;第三,对于特殊情况下,如需要将单支肺动脉移植到心包卷上来重建肺血流的情况下,需要特别注意单支肺动脉与心包卷本身之间的角度和距离,尽量避免远期由于心包卷本身与肺动脉之间的粘连引起的心包卷的牵扯狭窄。总之,除了对心包卷本身的规范处理外,还需要精巧的手术技巧和经验以避免远期因外在因素导致的心包卷重度狭窄。在本组采用心包管道重建右心室流出道的患者中并未发现远期感染的问题。
任何右心室流出道重建方式都应该尝试促进原位肺动脉的生长发育。本组患者除了右肺动脉直径明显增长,心包卷管道及左肺动脉均无明显增长。随访结果再次证实了建立肺动脉前向血流对于肺动脉分支,至少部分肺血管发育是有帮助的,但并不支持自体心包管道有进一步生长发育潜能的观点,这可能与心包组织经戊二醛处理后失去活性有关。由于心包卷自身无生长性,可以推测采用心包卷重建右心室流出道后中远期管道狭窄及再次手术的必然性。
心包卷重建右心室流出道,因缺乏肺瓣,术后几乎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肺动脉反流[15]的问题。本研究中患者随访期间肺动脉反流较术后早期明显加重,以轻-中度反流为主。三尖瓣反流情况亦较术后早期明显加重,以轻度反流为主;所有患者随访期间未出现明显右心功能不全或右心衰的表现。肺动脉和三尖瓣反流增长量与随访时间长短亦无明显相关关系。有研究发现,肺瓣缺如是重建右心室流出道后右心室扩张和心功能低下的重要因素[16]。但也有研究认为缺乏肺瓣的自体心包重建右心室流出道术后中期随访满意[17]。文献报道采用带自体心包活瓣的心包卷重建右心室流出道,但随访期间几乎看不到人工活瓣的作用[18]。所以对于这部分患者进行中远期随访,必要时应行核磁共振检查评估右心功能变化[19]。
本研究的不足为回顾性研究,并且未能与肺动脉下拉重建右心室流出道等其他RVOT重建方式进行同期比较;虽然随访患者均行12导联心电图检查,但由于随访年限跨度较大,无法获得其术后早期及历次随访的QRS波长及变化情况来判断右心室功能变化情况[20]。
我院10余年来采用心包卷重建RVOT矫治不同类型PA/VSD,早期临床效果证实该术式是临床可行的矫治方式,尤其适用于左右肺动脉共汇远离右心室流出道盲端,或冠状动脉横跨右心室流出道的情况,但心包卷无远期生长能力,故再次狭窄发生率较高,术后需严密随访,同时随访期间需关注肺动脉及三尖瓣反流并评估右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