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合并抑郁症的发病率较高，合并抑郁症增加医疗费用，降低药物疗效，降低用药依从性，增加并发症发病率，影响类风湿关节炎疾病进展。临床工作常常忽视抑郁对类风湿关节炎的影响。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抑郁与免疫性疾病在发病机制上的相关性，抑郁症从影响炎症反应的激活以及延长、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等方面增加免疫性疾病的患病风险。该文就抑郁与类风湿关节炎的相关性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引用本文： 任艳, 尹耕. 类风湿关节炎与抑郁症的认识现状及展望. 华西医学, 2018, 33(12): 1554-1557. doi: 10.7507/1002-0179.201808050 复制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以侵蚀对称性多关节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病理表现为滑膜炎、血管翳形成。患者逐渐出现骨和软骨的破坏与侵蚀，关节畸形，失去劳动能力。RA 属于一种慢性疾病，无法治愈，只能控制。长期药物治疗给患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和心理造成巨大的负担。合并抑郁症增加 RA 患者每年 7.2% 的直接医疗费用（12 225 vs. 11 404 美元）[1]。多数 RA 患者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of-life，HRQoL）比对炎症指标及关节计数等相关变量更重视。使用狭义疾病活动评估方法评估临床状态，可能并不能代表患者主要关注的健康结局。HRQoL 量表中 RA 患者的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精神健康水平始终低于高血压、2 型糖尿病、心肌梗死等患者。本文就近年来 RA 与抑郁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进行综述[2]。
1 RA 合并抑郁现况
国内外针对抑郁在 RA 患者中的患病率先后做出不同的研究。采用不同的评估抑郁的测量方法得出了不同的患病率，抑郁症在 RA 患者中的患病率波动在 9.5%～41.5%[3-4]。Matcham 等[4]一项纳入 72 项研究共 13 189 例 RA 患者的 Meta 分析显示，抑郁症的患病率为 16.8%［95% 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0%，24%）］，根据 9 条目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筛查量表得出抑郁症的患病率为 38.8%［95%CI（34%，43%）］，根据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得出抑郁患病率为 34.2%［95%CI（25%，44%）］（以≥8 分为阳性）或 14.8%［95%CI（12%，18%）］（以≥11 分为阳性）；且研究显示抑郁症在 RA 患者中的患病率与年龄负相关。杨春军等[5]一项纳入 25 项国内研究共 4 830 例 RA 患者的 Meta 分析显示，抑郁患病率为 44.7%［95%CI（37.5%，52%）］，其中 8 篇进行了抑郁轻重程度报道，30.2% 表现为轻度抑郁症，16.5% 表现为中重度抑郁症，显示我国 RA 患者抑郁症患病率较高。
抑郁与 RA 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多项研究表明，抑郁症病史显著增加自身免疫性疾病患病风险，丹麦的一项前瞻性研究[6]，纳入患者 1 016 519 例，与无抑郁病史相比，抑郁症病史显著增加自身免疫性疾病患病风险［发病率比（incidence rate ratio，IRR）=1.25，95%CI（1.91，1.31）］，在第 1 年抑郁发作后，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普遍增加［IRR=1.29，95%CI（1.05，1.58）］，且这种患病风险的增加是持续性的。
2 抑郁对 RA 的影响
2.1 增加脑卒中风险
RA 患者的抑郁相关并发症除了增加工作残疾、心肌梗死和死亡的风险外，也增加脑卒中事件的风险。一项纳入 40 645 例患者的队列研究显示，RA 组比非 RA 组脑卒中风险高出 30%，与无抑郁者相比，抑郁症患者在调整混杂因素后更容易发生脑卒中［风险比=1.63，95%CI（1.37，1.92）］；结果还显示，年龄与脑卒中风险有关，年龄每增加 1 岁，脑卒中风险增加 5%［95%CI（1.03，1.08）］[7]。RA 合并抑郁的脑卒中风险较非抑郁者高，提出相关理论：① 抑郁症状的出现很可能与治疗不依从和增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例如营养不良和缺乏运动，这些都可能导致卒中的发生。② 抑郁症的症状可以引起系统性炎症，加重 RA 的临床表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些报告提及使用皮质类固醇或非甾体类抗炎药与心血管事件风险相关。因此，在给予这些药物治疗之前，风湿科医生应该仔细评估 RA 患者的固有脑血管或心血管风险[7]。
2.2 抑郁与 RA 患者疾病活动度评分-28（Disease Activity Score-28，DAS28）的相关性
抑郁与 DAS28 的关节压痛指数和患者整体评估的主观成分显著相关[8]。基线抑郁症对于第 1 年的 DAS28 评估没有影响，持续抑郁（基线时被定义为抑郁，随访 3 个月持续抑郁状态）与对照组相比，DAS28 评分的下降要小得多[9]。一项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发现，基线无抑郁或焦虑症状的患者在第 104 周达到临床缓解期、低疾病活动度的比例显著高于基线时有抑郁或焦虑症状的患者[9]。
2.3 抑郁与依从性的相关性
抑郁是 RA 患者服药依从性的独立预测因素[10]。30%～80% 的 RA 患者药物依从性较低[11]，抑郁评分越高，坚持用药的概率越低［比值比=0.87，95%CI（0.81，0.94）］[12]。基线抑郁降低 30% 的良好生物制剂治疗反应[13]。已有的抑郁症可能会显著恶化 RA 症状，降低坚持用药的持久性，并降低药理学和非药物疗法的疗效。抑郁影响 RA 疾病的活动、用药时间和治疗结果，从而影响 RA 疾病的进展过程。
2.4 抑郁与激素、炎症指标相关性
研究显示，抑郁组的交感神经系统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活性指标（包括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明显增加[14]。抑郁与 C 反应蛋白、促炎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IL-1 等炎症指标水平升高有关[15]。
3 TNF-α 对抑郁行为影响
Camara 等[16]为探讨外周免疫挑战后中枢依那西普给药对焦虑样和认知样行为影响，设计小鼠对照实验，其中两组大肠埃希菌脂多糖腹腔注射（一种强有力的急性疾病行为模型，可触发 Toll 样受体的激活以及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如 TNF-α、IL-1b 和趋化因子 CXCL1 的上调[17]），两组生理盐水腹腔注射。脂多糖注射组中一组接受脑内给药依那西普，对照组接受脑室内给药人工脑脊液。另外两组分别接受上述两组处理。结果发现脂多糖可引起小鼠疾病行为，出现 24 h 体重明显下降，运动活动减弱。依那西普对脂多糖引起的焦虑样行为有阻断影响，但不能观察到对认知样行为、体重减轻或运动活动的显著影响。脂多糖可增加小鼠海马和前额皮质中 TNF-α 的表达，但依那西普治疗只在海马中出现 TNF-α 水平下降。另有实验发现慢性外周注射 TNF-α 拮抗剂可以降低慢性疼痛[18]和 RA 等条件下的抑郁和焦虑水平，而基因敲除 TNF 则降低了幼鼠的类焦虑行为[19]。
一项纳入 6 项随机对照试验共 2 540 例患者的 Meta 分析显示，TNF-α 抑制剂治疗对减少抑郁的作用很小，但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意义[20]。该研究提及 TNF-α 抑制剂治疗对减少抑郁的作用很小，可能原因有：① 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在 3 项报告的研究中）在 16%～47% 之间，这意味着大多数患者没有抑郁，从而限制了抗抑郁作用的潜力。② 在大多数试验的对照组中，患者使用了积极的抗炎药物，这可能降低了 TNF-α 抑制剂的明显效果。
4 免疫炎症与抑郁相互作用
先天免疫系统的发展是为了对抗食肉动物以及统治我们祖先环境的敌对方的身体威胁。暴露在这些威胁环境可激活对逆境的保守转录反应（conserved transcriptional response to adversity，CTRA），包括上调促炎免疫反应应答基因（对抗细胞外病原体和伤口相关细菌感染），以及下调针对细胞内病原体（如病毒）的抗病毒免疫应答基因。CTRA 也可以被现代社会的、象征性的、预期的和想象中的威胁所激活。建立快速的先天免疫系统和对特定触发器的炎症反应，在病原体被清除后降低炎症反应，对于解除感染后修复组织损伤和身体恢复到稳态都至关重要。有证据表明，当炎症反应的激活被改变或者延长时，它会造成比病原体本身更大的损害[21]。研究表明，当一个人暴露于社会冲突、排斥、孤立等事件时，免疫反应可能会被激活，可能是这些条件在历史上对人身危险的影响[22]。压力是改变适应性天然免疫反应和延长炎症的一个因素。RA 是一种慢性疾病，长期的用药负担以及躯体的残疾、疼痛，给患者的工作、生活都造成影响，这对于患者是一种长期的生活压力事件。重大生活压力事件是抑郁疾病发作的最佳预测因素之一[14]。大量的证据表明，心理压力会引起炎症活动的显著增加，比如 C 反应蛋白、促炎细胞因子（TNF-α、IL-6、IL-1）的增加[15]。反过来炎症的增加引起行为改变，比如悲伤情绪、疲劳、精神运动迟缓和社会行为退缩[23]。使用促炎因子 IL-β 和 TNF-α 注射到啮齿动物体内，可引发啮齿动物疾病样行为，比如嗜睡、疲劳、厌食、认知能力受损、精神运动迟缓以及社交和探索行为减少[24]。注射细菌内毒素启动炎症过程，也可出现抑郁活动，比如大鼠喜欢的甜味溶液的消耗减少。细胞因子为一种相对较大的蛋白质，它们不能通过被动运输有效地跨越血脑屏障，但可通过以下机制沟通：① 通过血脑屏障不完善的地方进入中枢神经系统，或进入可穿透区域的中枢神经系统；② 外周细胞因子与脑血管内皮细胞结合，促进第二信使的释放，诱导脑内局部细胞因子活性；③ 载体介导的机制可在血液中主动转运细胞因子跨越血脑屏障。大脑和外周之间的双向联系允许大脑调节炎症活动，反过来炎症活动又影响大脑中的神经过程。这种动态是由早期生活压力或慢性逆境的经历引发的，它们促进白细胞基础转录体（即 CTRA）以疼痛相关的神经系统为反馈，使主观对威胁的感知永久化。这些动态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例如高度警惕、对逆境的长期预期、对疼痛的敏感性和社会焦虑的症状。随着 CTRA 的持续激活，抑郁的躯体和情感症状可能会发展[14]。
糖皮质激素反馈抑制免疫应答基因转录被认为是预防过度炎症的最基本机制。第一，糖皮质激素受体与基因启动子序列的结合可以阻断促炎基因的表达。第二，糖皮质激素受体激活可诱导某些抗炎基因的转录，抑制促炎症转录因子核因子 κB的功能，阻断该转录因子启动的炎症级联。第三，促炎转录因子如核因子 κB 和激活蛋白-1 可通过蛋白质相互作用拮抗基因转录[25]。有研究表明，重度抑郁症患者的日总皮质醇浓度高于无重度抑郁症的人。抑郁症患者的日总皮质醇浓度升高的现象 46% 可由糖皮质激素敏感性下降所解释[26]。社会压力引起的糖皮质激素敏感性降低，可能是将社会威胁和排斥与炎症升高和抑郁风险联系起来的机制之一[27]。
5 展望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免疫系统中介导炎症的成分可能与抑郁密切相关。这为抑郁症发病机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也为抑郁症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法。TNF-α 拮抗剂在抑郁中的应用，需要更多的多中心大样本的实验结果来支持。同时 IL-6 对于抑郁是否也有作用，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国内外研究对于 RA 患者合并抑郁的患病率结果不尽相同，可能与评估抑郁的工具以及患者的文化有关系，未来需要可信度更高、更加便捷的抑郁评估工具的大样本结果来明确 RA 合并抑郁的患病率。合并抑郁会降低药物疗效，影响 RA 的疾病进程，增加工作残疾、心肌梗死、卒中和死亡的发生风险，降低患者生活质量。这一现象提示临床工作者对于 RA 患者的心理疾病应早发现、早干预，加入常规临床护理管理。合并抑郁症的 RA 患者在传统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抗抑郁药物、心理干预等措施，是否可进一步优化治疗结果，尚需更多证据支持。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以侵蚀对称性多关节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病理表现为滑膜炎、血管翳形成。患者逐渐出现骨和软骨的破坏与侵蚀，关节畸形，失去劳动能力。RA 属于一种慢性疾病，无法治愈，只能控制。长期药物治疗给患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和心理造成巨大的负担。合并抑郁症增加 RA 患者每年 7.2% 的直接医疗费用（12 225 vs. 11 404 美元）[1]。多数 RA 患者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of-life，HRQoL）比对炎症指标及关节计数等相关变量更重视。使用狭义疾病活动评估方法评估临床状态，可能并不能代表患者主要关注的健康结局。HRQoL 量表中 RA 患者的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精神健康水平始终低于高血压、2 型糖尿病、心肌梗死等患者。本文就近年来 RA 与抑郁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进行综述[2]。
1 RA 合并抑郁现况
国内外针对抑郁在 RA 患者中的患病率先后做出不同的研究。采用不同的评估抑郁的测量方法得出了不同的患病率，抑郁症在 RA 患者中的患病率波动在 9.5%～41.5%[3-4]。Matcham 等[4]一项纳入 72 项研究共 13 189 例 RA 患者的 Meta 分析显示，抑郁症的患病率为 16.8%［95% 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0%，24%）］，根据 9 条目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筛查量表得出抑郁症的患病率为 38.8%［95%CI（34%，43%）］，根据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得出抑郁患病率为 34.2%［95%CI（25%，44%）］（以≥8 分为阳性）或 14.8%［95%CI（12%，18%）］（以≥11 分为阳性）；且研究显示抑郁症在 RA 患者中的患病率与年龄负相关。杨春军等[5]一项纳入 25 项国内研究共 4 830 例 RA 患者的 Meta 分析显示，抑郁患病率为 44.7%［95%CI（37.5%，52%）］，其中 8 篇进行了抑郁轻重程度报道，30.2% 表现为轻度抑郁症，16.5% 表现为中重度抑郁症，显示我国 RA 患者抑郁症患病率较高。
抑郁与 RA 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多项研究表明，抑郁症病史显著增加自身免疫性疾病患病风险，丹麦的一项前瞻性研究[6]，纳入患者 1 016 519 例，与无抑郁病史相比，抑郁症病史显著增加自身免疫性疾病患病风险［发病率比（incidence rate ratio，IRR）=1.25，95%CI（1.91，1.31）］，在第 1 年抑郁发作后，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普遍增加［IRR=1.29，95%CI（1.05，1.58）］，且这种患病风险的增加是持续性的。
2 抑郁对 RA 的影响
2.1 增加脑卒中风险
RA 患者的抑郁相关并发症除了增加工作残疾、心肌梗死和死亡的风险外，也增加脑卒中事件的风险。一项纳入 40 645 例患者的队列研究显示，RA 组比非 RA 组脑卒中风险高出 30%，与无抑郁者相比，抑郁症患者在调整混杂因素后更容易发生脑卒中［风险比=1.63，95%CI（1.37，1.92）］；结果还显示，年龄与脑卒中风险有关，年龄每增加 1 岁，脑卒中风险增加 5%［95%CI（1.03，1.08）］[7]。RA 合并抑郁的脑卒中风险较非抑郁者高，提出相关理论：① 抑郁症状的出现很可能与治疗不依从和增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例如营养不良和缺乏运动，这些都可能导致卒中的发生。② 抑郁症的症状可以引起系统性炎症，加重 RA 的临床表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些报告提及使用皮质类固醇或非甾体类抗炎药与心血管事件风险相关。因此，在给予这些药物治疗之前，风湿科医生应该仔细评估 RA 患者的固有脑血管或心血管风险[7]。
2.2 抑郁与 RA 患者疾病活动度评分-28（Disease Activity Score-28，DAS28）的相关性
抑郁与 DAS28 的关节压痛指数和患者整体评估的主观成分显著相关[8]。基线抑郁症对于第 1 年的 DAS28 评估没有影响，持续抑郁（基线时被定义为抑郁，随访 3 个月持续抑郁状态）与对照组相比，DAS28 评分的下降要小得多[9]。一项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发现，基线无抑郁或焦虑症状的患者在第 104 周达到临床缓解期、低疾病活动度的比例显著高于基线时有抑郁或焦虑症状的患者[9]。
2.3 抑郁与依从性的相关性
抑郁是 RA 患者服药依从性的独立预测因素[10]。30%～80% 的 RA 患者药物依从性较低[11]，抑郁评分越高，坚持用药的概率越低［比值比=0.87，95%CI（0.81，0.94）］[12]。基线抑郁降低 30% 的良好生物制剂治疗反应[13]。已有的抑郁症可能会显著恶化 RA 症状，降低坚持用药的持久性，并降低药理学和非药物疗法的疗效。抑郁影响 RA 疾病的活动、用药时间和治疗结果，从而影响 RA 疾病的进展过程。
2.4 抑郁与激素、炎症指标相关性
研究显示，抑郁组的交感神经系统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活性指标（包括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明显增加[14]。抑郁与 C 反应蛋白、促炎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IL-1 等炎症指标水平升高有关[15]。
3 TNF-α 对抑郁行为影响
Camara 等[16]为探讨外周免疫挑战后中枢依那西普给药对焦虑样和认知样行为影响，设计小鼠对照实验，其中两组大肠埃希菌脂多糖腹腔注射（一种强有力的急性疾病行为模型，可触发 Toll 样受体的激活以及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如 TNF-α、IL-1b 和趋化因子 CXCL1 的上调[17]），两组生理盐水腹腔注射。脂多糖注射组中一组接受脑内给药依那西普，对照组接受脑室内给药人工脑脊液。另外两组分别接受上述两组处理。结果发现脂多糖可引起小鼠疾病行为，出现 24 h 体重明显下降，运动活动减弱。依那西普对脂多糖引起的焦虑样行为有阻断影响，但不能观察到对认知样行为、体重减轻或运动活动的显著影响。脂多糖可增加小鼠海马和前额皮质中 TNF-α 的表达，但依那西普治疗只在海马中出现 TNF-α 水平下降。另有实验发现慢性外周注射 TNF-α 拮抗剂可以降低慢性疼痛[18]和 RA 等条件下的抑郁和焦虑水平，而基因敲除 TNF 则降低了幼鼠的类焦虑行为[19]。
一项纳入 6 项随机对照试验共 2 540 例患者的 Meta 分析显示，TNF-α 抑制剂治疗对减少抑郁的作用很小，但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意义[20]。该研究提及 TNF-α 抑制剂治疗对减少抑郁的作用很小，可能原因有：① 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在 3 项报告的研究中）在 16%～47% 之间，这意味着大多数患者没有抑郁，从而限制了抗抑郁作用的潜力。② 在大多数试验的对照组中，患者使用了积极的抗炎药物，这可能降低了 TNF-α 抑制剂的明显效果。
4 免疫炎症与抑郁相互作用
先天免疫系统的发展是为了对抗食肉动物以及统治我们祖先环境的敌对方的身体威胁。暴露在这些威胁环境可激活对逆境的保守转录反应（conserved transcriptional response to adversity，CTRA），包括上调促炎免疫反应应答基因（对抗细胞外病原体和伤口相关细菌感染），以及下调针对细胞内病原体（如病毒）的抗病毒免疫应答基因。CTRA 也可以被现代社会的、象征性的、预期的和想象中的威胁所激活。建立快速的先天免疫系统和对特定触发器的炎症反应，在病原体被清除后降低炎症反应，对于解除感染后修复组织损伤和身体恢复到稳态都至关重要。有证据表明，当炎症反应的激活被改变或者延长时，它会造成比病原体本身更大的损害[21]。研究表明，当一个人暴露于社会冲突、排斥、孤立等事件时，免疫反应可能会被激活，可能是这些条件在历史上对人身危险的影响[22]。压力是改变适应性天然免疫反应和延长炎症的一个因素。RA 是一种慢性疾病，长期的用药负担以及躯体的残疾、疼痛，给患者的工作、生活都造成影响，这对于患者是一种长期的生活压力事件。重大生活压力事件是抑郁疾病发作的最佳预测因素之一[14]。大量的证据表明，心理压力会引起炎症活动的显著增加，比如 C 反应蛋白、促炎细胞因子（TNF-α、IL-6、IL-1）的增加[15]。反过来炎症的增加引起行为改变，比如悲伤情绪、疲劳、精神运动迟缓和社会行为退缩[23]。使用促炎因子 IL-β 和 TNF-α 注射到啮齿动物体内，可引发啮齿动物疾病样行为，比如嗜睡、疲劳、厌食、认知能力受损、精神运动迟缓以及社交和探索行为减少[24]。注射细菌内毒素启动炎症过程，也可出现抑郁活动，比如大鼠喜欢的甜味溶液的消耗减少。细胞因子为一种相对较大的蛋白质，它们不能通过被动运输有效地跨越血脑屏障，但可通过以下机制沟通：① 通过血脑屏障不完善的地方进入中枢神经系统，或进入可穿透区域的中枢神经系统；② 外周细胞因子与脑血管内皮细胞结合，促进第二信使的释放，诱导脑内局部细胞因子活性；③ 载体介导的机制可在血液中主动转运细胞因子跨越血脑屏障。大脑和外周之间的双向联系允许大脑调节炎症活动，反过来炎症活动又影响大脑中的神经过程。这种动态是由早期生活压力或慢性逆境的经历引发的，它们促进白细胞基础转录体（即 CTRA）以疼痛相关的神经系统为反馈，使主观对威胁的感知永久化。这些动态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例如高度警惕、对逆境的长期预期、对疼痛的敏感性和社会焦虑的症状。随着 CTRA 的持续激活，抑郁的躯体和情感症状可能会发展[14]。
糖皮质激素反馈抑制免疫应答基因转录被认为是预防过度炎症的最基本机制。第一，糖皮质激素受体与基因启动子序列的结合可以阻断促炎基因的表达。第二，糖皮质激素受体激活可诱导某些抗炎基因的转录，抑制促炎症转录因子核因子 κB的功能，阻断该转录因子启动的炎症级联。第三，促炎转录因子如核因子 κB 和激活蛋白-1 可通过蛋白质相互作用拮抗基因转录[25]。有研究表明，重度抑郁症患者的日总皮质醇浓度高于无重度抑郁症的人。抑郁症患者的日总皮质醇浓度升高的现象 46% 可由糖皮质激素敏感性下降所解释[26]。社会压力引起的糖皮质激素敏感性降低，可能是将社会威胁和排斥与炎症升高和抑郁风险联系起来的机制之一[27]。
5 展望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免疫系统中介导炎症的成分可能与抑郁密切相关。这为抑郁症发病机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也为抑郁症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法。TNF-α 拮抗剂在抑郁中的应用，需要更多的多中心大样本的实验结果来支持。同时 IL-6 对于抑郁是否也有作用，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国内外研究对于 RA 患者合并抑郁的患病率结果不尽相同，可能与评估抑郁的工具以及患者的文化有关系，未来需要可信度更高、更加便捷的抑郁评估工具的大样本结果来明确 RA 合并抑郁的患病率。合并抑郁会降低药物疗效，影响 RA 的疾病进程，增加工作残疾、心肌梗死、卒中和死亡的发生风险，降低患者生活质量。这一现象提示临床工作者对于 RA 患者的心理疾病应早发现、早干预，加入常规临床护理管理。合并抑郁症的 RA 患者在传统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抗抑郁药物、心理干预等措施，是否可进一步优化治疗结果，尚需更多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