β-半乳糖结合蛋白（Galectin-3）和人骨髓内皮细胞标志物（HBME-1）在肿瘤的生长、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甲状腺癌的良好标志物。18氟-氟代脱氧葡萄糖（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的应用提高了对甲状腺癌诊断的特异性和准确性。本文对分化型甲状腺癌中Galectin-3、HBME-1的表达及18F-FDG显像在甲状腺癌中的研究与应用进行了综述。
引用本文： 石野宽, 游金辉. 分化型甲状腺癌Galectin-3和人骨髓内皮细胞标志物表达及18F-FDG显像的研究与应用. 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2016, 33(5): 1020-1024. doi: 10.7507/1001-5515.20160164 复制
0 引言
甲状腺癌是一种全球常见的内分泌肿瘤，近几年呈明显增长趋势，美国年增长率达1.0%~1.5%；而在国内甲状腺癌发病率同样呈上升趋势，我国上海及天津等城市的统计显示，甲状腺癌发病率为2.39/10万，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中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占甲状腺癌的90%以上，主要包括甲状腺乳头状癌(thyroid papillary carcinoma, PTC)、甲状腺滤泡状癌(follicular thyroid carcinoma, FTC)、许特尔细胞癌、滤泡状甲状腺乳头状癌(follicular thyroid papillary carcinoma, FVPTC)等病理类型[1-2]。甲状腺癌大多起病隐匿，其生物学特性具有多变和多样性。目前，国内外学者对β-半乳糖结合蛋白(Galectin-3)、人骨髓内皮细胞标志物(human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 marker, HBME-1)在DTC中的表达及其对良恶性甲状腺结节的鉴别诊断价值方面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而18氟-氟代脱氧葡萄糖(18F-fluordeoxyglucose, 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计算机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的应用提高了对恶性肿瘤的诊断特异性和准确性，而且在肿瘤的分期、转移、治疗及预后评估方面有更大的价值[3]。因此，本文就DTC中Galectin-3、HBME-1的表达以及18F-FDG显像在甲状腺癌中的研究与应用进行了简要综述。
1 Galectin-3
1.1 Galectin-3结构及生物学特性
Galectin-3是由氨基酸末端区和羟基末端糖类识别区组成的多肽，属于凝集素家族成员；分子量为31 kD，其编码基因位于染色体1P13；其内包括3个结构域：一个NH2末端结构域，一个富含络氨酸、脯氨酸和甘氨酸重复序列的结合域，一个糖结构识别域。Galectin-3广泛存在于胃及肠道黏膜组织、乳腺上皮等正常组织和前列腺癌、乳腺癌、胃癌及甲状腺癌等肿瘤组织。Galectin-3主要分布在细胞质中，也可以出现在细胞核中；Galectin-3缺乏经典的内质网-高尔基体分泌途径，而主要是通过非经典的树突状细胞或机械转导的方式进行分泌。一般情况下，Galectin-3分泌后通过细胞迁移、黏附和细胞间的相互作用，与高亲和力的糖蛋白绑定在细胞表面。细胞质中的Galectin-3与病变活动及细胞信号转导通路有关，而细胞核中的Galectin-3作用机制与其pre-mRNA、基因表达有关。由于其独特的嵌合结构能够使其与大量的细胞配体相互作用，并发挥调节细胞的不同功能，如增长、迁移、黏附、入侵、免疫功能及血管生成功能等，其在肿瘤的进展过程中有重要意义[4-6]。
1.2 Galectin-3在甲状腺癌中的研究与应用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正常甲状腺组织、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肿瘤标志物、基因表达等有较多的研究，而Galectin-3在甲状腺相关疾病中的表达水平是近几年文献较为关注的。Abd-el等[7]的研究表明Galectin-3在不同的甲状腺癌中的表达有差别，其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敏感性为92.9%，特异性为90.9%，而在甲状腺滤泡状癌、滤泡性腺瘤中偏低(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滤泡状癌＞滤泡性腺瘤)，并可能与局部细胞增生存在联系。Zhang等[8]对51例DTC进行细胞涂片Galectin-3免疫组化染色，其敏感性为77.3%，特异性为72.4%，提示Galectin-3对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Saleh等[9]评估4种肿瘤标记物(Galectin-3、HBME-1、CK19、Ret)的免疫表达在细针穿刺活检(fine needle aspiration，FNA)时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价值，研究结果显示其中Galcetin-3具有最高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92.6%和77.3%，并由此认为Galectin-3可作为单一肿瘤标记物来鉴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Bartolazzi等[10]把放射性核素99mTc与Galectin-3抗体连接作为分子显像探针进行甲状腺核素显像，即通过静脉注射将显像探针引入荷甲状腺癌的小鼠体内的方法，运用高分辨率γ相机对小鼠分别于静脉注射后1、3、6、9、24 h时间段采集图像，结果显示在6 h及9 h时间段病灶区放射性核素浓聚最高，并因此提出Galectin-3能够鉴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同时Bartolazzi等认为Galectin-3抗体标记的分子探针显像还能对多种恶性肿瘤(如甲状腺癌、淋巴瘤、乳腺癌等)的诊断及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2 HBME-1
2.1 HBME-1的结构与功能
HBME-1为单克隆抗体，是一种酸性氨基多糖蛋白，其主要成分为透明质酸。HBME-1同时也是间皮细胞微绒毛表面特异性标志物，可以特异性地与间皮瘤细胞表面的抗原结合，其在肿瘤血管的形成、肿瘤的生长及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HBME-1的生化特性尚不清楚，其表达以细胞膜为主，其表达特点与细胞核有明显的相关性[11-12]。
2.2 HBME-1在甲状腺癌中的研究与应用
近几年HBME-1逐渐成为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细胞标志物。多篇文献报道显示，HBME-1在DTC中呈高表达，而在正常甲状腺组织及良性甲状腺结节中不表达[13-14]。de Matos等[15]的研究显示在170例甲状腺病变患者(148例恶性结节、22例良性病变)的组织中，HBME-1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阳性表达率为94%，而在良性甲状腺结节中几乎不表达，由此提示其可作为诊断甲状腺乳头状癌的重要参考标志物。Papotti等[16]对恶性潜能未确定的(uncertain malignant potential, UMP)甲状腺肿瘤组织行HBME-1免疫组化表达，结果发现HBME-1表达阳性，提示UMP甲状腺肿瘤病变更趋向于诊断为甲状腺乳头状癌，同时提示HBME-1的阳性表达可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诊断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Barut等[17]认为HBME-1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的表达具有较高的阳性率(70.7%)，其敏感性为67.2%，特异性为99.7%，其特异性明显高于其他标志物(Galectin-3、CK19)，但同时也显示HBME-1在甲状腺滤泡状癌中的敏感性(90%)较其在乳头状癌中更高(67.2%)。郭健等[18]对134例DTC的研究报道显示：HBME-1在DTC中呈高表达，其阳性率为88.8%，而在甲状腺非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12.5%，提示HBME-1可作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良好标志物之一，同时也可对鉴别良恶性甲状腺结节起重要参考价值。Ohta等[19]对50例FVPTC组织学切片进行HBME-1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其敏感性为92%，特异性为89%，提示其对FVPTC的诊断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其阳性表达能够减少FNA对FVPTC诊断的假阴性率。
3 18F-FDG在DTC中的研究与应用
DTC的总体预后较好，死亡率低；131I全身扫描(131I-WBS)+甲状腺球蛋白(Tg)测定是临床上诊治DTC的两个关键指标。前者主要是了解残余甲状腺组织的存在及数量，同时对复发和转移病灶进行定位、定量诊断，并评价其摄取131I的功能；后者主要是用于治疗前后评估体内病灶的残留、复发以及预后的监测；而临床上两者常成正相关，即131I-WBS阳性、Tg阳性或两者都为阴性；但有相关文献报道[20-21]临床诊治中约有30%的DTC患者可出现131I-WBS与血清Tg结果不一致，即131I-WBS阴性、Tg阳性或者反之，并且临床上常以前者多见，其可能出现的主要原因[22-23]：①Tg出现假阳性，如TgAb阳性时放射免疫分析可出现假阳性；②甲状腺过氧化物酶(thyroidperoxidase, TPO)的缺陷，从而使131I的有机化障碍，导致131I-WBS出现假阴性；③钠/碘同向转运体(sodium-iodide symporter, NIS)的缺陷及Pendrin蛋白的降低，造成摄碘不平衡，从而难以将摄入的碘维持在细胞内；④在长期疾病的过程中，DTC可退行发育为未分化癌，导致摄碘功能缺失；⑤其他如许特尔细胞癌不摄取131I、患者行显像前的准备不充分等。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行18F-FDG显像明确诊断。
姚小芹等[24]对35例131I-WBS阴性、血清Tg阳性的患者行18F-FDG符合线路显像，其结果显示：敏感性为81.5%，特异性为75%，准确性为80.0%，阳性预测值为91.7%。Asa等[25]对Tg阴性、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持续阳性的40例患者行18F-FDG PET/CT显像，结果提示：DTC患者在Tg阴性、TGA持续阳性的情况下，行PET/CT检查对癌的复发及转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Shamim等[26]对35例经甲状腺全切术+131I放射性治疗后，且血清Tg阳性、131I-WBS阴性的DTC患者行18F-FDG PET/CT显像，结果显示：FDG显像阳性患者21例(阳性率为60%)，且在21例阳性患者中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占90.5%，甲状腺滤泡状癌占9.5%；该研究同时显示FDG显像的阳性率与患者的年龄(高于45岁)具有正相关性，而患者的Tg值与18F-FDG显像的SUV值无明显相关性。Trybek等[27]报道18F-FDG PET/CT显像在高水平的血清Tg增加的情况下，其敏感性更高，在Tg＞28.5 ng/mL的情况下，其敏感性为100%。Ma等[28]学者对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在18F-FDG PET诊断131I WBS-/Tg+ DTC的价值中指出，与服用甲状腺激素对比，TSH升高状态下，18F-FDG PET敏感性更高，显示的DTC病灶数目更多，且肿瘤/本底比值高，从而提示在高TSH状态下行18F-FDG PET显像，可提高131I WBS-/Tg+ DTC患者复发或转移诊断的敏感性。
4 问题与展望
不难看出，Galectin-3与HBME-1两者对甲状腺癌的诊断价值，各学者的报道不尽一致，有些甚至相互矛盾。两者独立使用，都能对甲状腺良恶性结节进行鉴别诊断。而众多学者往往将两者组合使用，互补两者之间的不足，以提高其诊断的准确性。Barut等[17]认为Galectin-3与HBME-1组合，两者同时阳性对甲状腺乳头状癌诊断的特异性达99.2%，准确性达96.1%，从而提高了对甲状腺恶性肿瘤诊断的准确性。de Matos等[29]对Galectin-3和HBME-1在DTC中的表达进行了系统回顾及meta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的联合使用能够明显提高其诊断的特异性(89%)。Ma等[30]对43例甲状腺乳头状癌切片行多个肿瘤标记物的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Galectin-3与HBME-1都具有最高的特异性及阳性预测值，均达100%。而Saleh等[31]认为Galectin-3和HBME-1两者组合的阳性表达较其单独应用并不能提高对甲状腺恶性肿瘤的敏感性及特异性；由于免疫组化染色步骤较多，在实验过程中因易受外界或不确定的因素影响而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等误差。
18F-FDG PET/CT显像是解剖图像和功能图像的有效融合，克服了单一图像的局限性，对Tg阳性、131I-WBS阴性的DTC患者在癌细胞的诊断和转移、复发及预后监测等方面有较高的敏感性及特异性。Haslerud等[32]对18F-FDG PET/CT显像诊断DTC复发情况进行系统性回顾及meta分析，结果得出18F-FDG PET/CT显像对DTC复发诊断的敏感性及特异性都为79.4%，提示18F-FDG PET/CT显像在检测DTC的复发方面具有可靠性。Gaertner等[33]对141例经手术全切+131I治疗的患者进行分析得出，碘摄取阳性转移灶的治疗疗效较阴性摄取转移灶更高，但不能提高生存率；而有FDG阳性转移灶患者的治疗疗效较有阴性转移灶者更差，且生存率更低，因此18F-FDG PET显像可作为检测DTC复发、转移的一种重要手段。目前临床相关研究表明18F-FDG PET/CT显像应用于甲状腺癌诊治时，癌细胞摄取FDG的情况与血清Tg及TSH水平有相关性，虽然目前其关系还存在争议，但多数研究者已经认可癌细胞对FDG的摄取与血清Tg及TSH水平成正相关。
综上所述，Galectin-3、HBME-1的表达水平对鉴别甲状腺良恶性结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还存在争议；而其对甲状腺癌的淋巴结或远处转移及患者预后评估等方面的价值知之甚少，需要进一步研究。18F-FDG PET/CT显像因其为解剖图像及功能图像的有效融合，对甲状腺癌的诊断敏感性及特异性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由于其自身存在特异性较低的问题，对于炎症、外伤等代谢较高的病灶可出现假阳性，因此在应用18F-FDG PET/CT显像对甲状腺癌进行诊治时需要结合病史及其他辅助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估。关于将甲状腺癌肿瘤标记物(Galectin-3、HBME-1)的免疫表达与18F-FDG显像相结合对甲状腺癌进行研究，例如甲状腺癌肿瘤标记物与18F-FDG显像两者之间有无关系，两者联合能否提高对甲状腺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及预后评估的准确性等，目前国内外还未见相关文献报道，值得探索及研究。
0 引言
甲状腺癌是一种全球常见的内分泌肿瘤，近几年呈明显增长趋势，美国年增长率达1.0%~1.5%；而在国内甲状腺癌发病率同样呈上升趋势，我国上海及天津等城市的统计显示，甲状腺癌发病率为2.39/10万，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中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占甲状腺癌的90%以上，主要包括甲状腺乳头状癌(thyroid papillary carcinoma, PTC)、甲状腺滤泡状癌(follicular thyroid carcinoma, FTC)、许特尔细胞癌、滤泡状甲状腺乳头状癌(follicular thyroid papillary carcinoma, FVPTC)等病理类型[1-2]。甲状腺癌大多起病隐匿，其生物学特性具有多变和多样性。目前，国内外学者对β-半乳糖结合蛋白(Galectin-3)、人骨髓内皮细胞标志物(human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 marker, HBME-1)在DTC中的表达及其对良恶性甲状腺结节的鉴别诊断价值方面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而18氟-氟代脱氧葡萄糖(18F-fluordeoxyglucose, 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计算机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的应用提高了对恶性肿瘤的诊断特异性和准确性，而且在肿瘤的分期、转移、治疗及预后评估方面有更大的价值[3]。因此，本文就DTC中Galectin-3、HBME-1的表达以及18F-FDG显像在甲状腺癌中的研究与应用进行了简要综述。
1 Galectin-3
1.1 Galectin-3结构及生物学特性
Galectin-3是由氨基酸末端区和羟基末端糖类识别区组成的多肽，属于凝集素家族成员；分子量为31 kD，其编码基因位于染色体1P13；其内包括3个结构域：一个NH2末端结构域，一个富含络氨酸、脯氨酸和甘氨酸重复序列的结合域，一个糖结构识别域。Galectin-3广泛存在于胃及肠道黏膜组织、乳腺上皮等正常组织和前列腺癌、乳腺癌、胃癌及甲状腺癌等肿瘤组织。Galectin-3主要分布在细胞质中，也可以出现在细胞核中；Galectin-3缺乏经典的内质网-高尔基体分泌途径，而主要是通过非经典的树突状细胞或机械转导的方式进行分泌。一般情况下，Galectin-3分泌后通过细胞迁移、黏附和细胞间的相互作用，与高亲和力的糖蛋白绑定在细胞表面。细胞质中的Galectin-3与病变活动及细胞信号转导通路有关，而细胞核中的Galectin-3作用机制与其pre-mRNA、基因表达有关。由于其独特的嵌合结构能够使其与大量的细胞配体相互作用，并发挥调节细胞的不同功能，如增长、迁移、黏附、入侵、免疫功能及血管生成功能等，其在肿瘤的进展过程中有重要意义[4-6]。
1.2 Galectin-3在甲状腺癌中的研究与应用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正常甲状腺组织、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肿瘤标志物、基因表达等有较多的研究，而Galectin-3在甲状腺相关疾病中的表达水平是近几年文献较为关注的。Abd-el等[7]的研究表明Galectin-3在不同的甲状腺癌中的表达有差别，其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敏感性为92.9%，特异性为90.9%，而在甲状腺滤泡状癌、滤泡性腺瘤中偏低(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滤泡状癌＞滤泡性腺瘤)，并可能与局部细胞增生存在联系。Zhang等[8]对51例DTC进行细胞涂片Galectin-3免疫组化染色，其敏感性为77.3%，特异性为72.4%，提示Galectin-3对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Saleh等[9]评估4种肿瘤标记物(Galectin-3、HBME-1、CK19、Ret)的免疫表达在细针穿刺活检(fine needle aspiration，FNA)时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价值，研究结果显示其中Galcetin-3具有最高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92.6%和77.3%，并由此认为Galectin-3可作为单一肿瘤标记物来鉴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Bartolazzi等[10]把放射性核素99mTc与Galectin-3抗体连接作为分子显像探针进行甲状腺核素显像，即通过静脉注射将显像探针引入荷甲状腺癌的小鼠体内的方法，运用高分辨率γ相机对小鼠分别于静脉注射后1、3、6、9、24 h时间段采集图像，结果显示在6 h及9 h时间段病灶区放射性核素浓聚最高，并因此提出Galectin-3能够鉴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同时Bartolazzi等认为Galectin-3抗体标记的分子探针显像还能对多种恶性肿瘤(如甲状腺癌、淋巴瘤、乳腺癌等)的诊断及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2 HBME-1
2.1 HBME-1的结构与功能
HBME-1为单克隆抗体，是一种酸性氨基多糖蛋白，其主要成分为透明质酸。HBME-1同时也是间皮细胞微绒毛表面特异性标志物，可以特异性地与间皮瘤细胞表面的抗原结合，其在肿瘤血管的形成、肿瘤的生长及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HBME-1的生化特性尚不清楚，其表达以细胞膜为主，其表达特点与细胞核有明显的相关性[11-12]。
2.2 HBME-1在甲状腺癌中的研究与应用
近几年HBME-1逐渐成为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细胞标志物。多篇文献报道显示，HBME-1在DTC中呈高表达，而在正常甲状腺组织及良性甲状腺结节中不表达[13-14]。de Matos等[15]的研究显示在170例甲状腺病变患者(148例恶性结节、22例良性病变)的组织中，HBME-1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阳性表达率为94%，而在良性甲状腺结节中几乎不表达，由此提示其可作为诊断甲状腺乳头状癌的重要参考标志物。Papotti等[16]对恶性潜能未确定的(uncertain malignant potential, UMP)甲状腺肿瘤组织行HBME-1免疫组化表达，结果发现HBME-1表达阳性，提示UMP甲状腺肿瘤病变更趋向于诊断为甲状腺乳头状癌，同时提示HBME-1的阳性表达可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诊断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Barut等[17]认为HBME-1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的表达具有较高的阳性率(70.7%)，其敏感性为67.2%，特异性为99.7%，其特异性明显高于其他标志物(Galectin-3、CK19)，但同时也显示HBME-1在甲状腺滤泡状癌中的敏感性(90%)较其在乳头状癌中更高(67.2%)。郭健等[18]对134例DTC的研究报道显示：HBME-1在DTC中呈高表达，其阳性率为88.8%，而在甲状腺非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12.5%，提示HBME-1可作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良好标志物之一，同时也可对鉴别良恶性甲状腺结节起重要参考价值。Ohta等[19]对50例FVPTC组织学切片进行HBME-1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其敏感性为92%，特异性为89%，提示其对FVPTC的诊断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其阳性表达能够减少FNA对FVPTC诊断的假阴性率。
3 18F-FDG在DTC中的研究与应用
DTC的总体预后较好，死亡率低；131I全身扫描(131I-WBS)+甲状腺球蛋白(Tg)测定是临床上诊治DTC的两个关键指标。前者主要是了解残余甲状腺组织的存在及数量，同时对复发和转移病灶进行定位、定量诊断，并评价其摄取131I的功能；后者主要是用于治疗前后评估体内病灶的残留、复发以及预后的监测；而临床上两者常成正相关，即131I-WBS阳性、Tg阳性或两者都为阴性；但有相关文献报道[20-21]临床诊治中约有30%的DTC患者可出现131I-WBS与血清Tg结果不一致，即131I-WBS阴性、Tg阳性或者反之，并且临床上常以前者多见，其可能出现的主要原因[22-23]：①Tg出现假阳性，如TgAb阳性时放射免疫分析可出现假阳性；②甲状腺过氧化物酶(thyroidperoxidase, TPO)的缺陷，从而使131I的有机化障碍，导致131I-WBS出现假阴性；③钠/碘同向转运体(sodium-iodide symporter, NIS)的缺陷及Pendrin蛋白的降低，造成摄碘不平衡，从而难以将摄入的碘维持在细胞内；④在长期疾病的过程中，DTC可退行发育为未分化癌，导致摄碘功能缺失；⑤其他如许特尔细胞癌不摄取131I、患者行显像前的准备不充分等。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行18F-FDG显像明确诊断。
姚小芹等[24]对35例131I-WBS阴性、血清Tg阳性的患者行18F-FDG符合线路显像，其结果显示：敏感性为81.5%，特异性为75%，准确性为80.0%，阳性预测值为91.7%。Asa等[25]对Tg阴性、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持续阳性的40例患者行18F-FDG PET/CT显像，结果提示：DTC患者在Tg阴性、TGA持续阳性的情况下，行PET/CT检查对癌的复发及转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Shamim等[26]对35例经甲状腺全切术+131I放射性治疗后，且血清Tg阳性、131I-WBS阴性的DTC患者行18F-FDG PET/CT显像，结果显示：FDG显像阳性患者21例(阳性率为60%)，且在21例阳性患者中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占90.5%，甲状腺滤泡状癌占9.5%；该研究同时显示FDG显像的阳性率与患者的年龄(高于45岁)具有正相关性，而患者的Tg值与18F-FDG显像的SUV值无明显相关性。Trybek等[27]报道18F-FDG PET/CT显像在高水平的血清Tg增加的情况下，其敏感性更高，在Tg＞28.5 ng/mL的情况下，其敏感性为100%。Ma等[28]学者对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在18F-FDG PET诊断131I WBS-/Tg+ DTC的价值中指出，与服用甲状腺激素对比，TSH升高状态下，18F-FDG PET敏感性更高，显示的DTC病灶数目更多，且肿瘤/本底比值高，从而提示在高TSH状态下行18F-FDG PET显像，可提高131I WBS-/Tg+ DTC患者复发或转移诊断的敏感性。
4 问题与展望
不难看出，Galectin-3与HBME-1两者对甲状腺癌的诊断价值，各学者的报道不尽一致，有些甚至相互矛盾。两者独立使用，都能对甲状腺良恶性结节进行鉴别诊断。而众多学者往往将两者组合使用，互补两者之间的不足，以提高其诊断的准确性。Barut等[17]认为Galectin-3与HBME-1组合，两者同时阳性对甲状腺乳头状癌诊断的特异性达99.2%，准确性达96.1%，从而提高了对甲状腺恶性肿瘤诊断的准确性。de Matos等[29]对Galectin-3和HBME-1在DTC中的表达进行了系统回顾及meta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的联合使用能够明显提高其诊断的特异性(89%)。Ma等[30]对43例甲状腺乳头状癌切片行多个肿瘤标记物的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Galectin-3与HBME-1都具有最高的特异性及阳性预测值，均达100%。而Saleh等[31]认为Galectin-3和HBME-1两者组合的阳性表达较其单独应用并不能提高对甲状腺恶性肿瘤的敏感性及特异性；由于免疫组化染色步骤较多，在实验过程中因易受外界或不确定的因素影响而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等误差。
18F-FDG PET/CT显像是解剖图像和功能图像的有效融合，克服了单一图像的局限性，对Tg阳性、131I-WBS阴性的DTC患者在癌细胞的诊断和转移、复发及预后监测等方面有较高的敏感性及特异性。Haslerud等[32]对18F-FDG PET/CT显像诊断DTC复发情况进行系统性回顾及meta分析，结果得出18F-FDG PET/CT显像对DTC复发诊断的敏感性及特异性都为79.4%，提示18F-FDG PET/CT显像在检测DTC的复发方面具有可靠性。Gaertner等[33]对141例经手术全切+131I治疗的患者进行分析得出，碘摄取阳性转移灶的治疗疗效较阴性摄取转移灶更高，但不能提高生存率；而有FDG阳性转移灶患者的治疗疗效较有阴性转移灶者更差，且生存率更低，因此18F-FDG PET显像可作为检测DTC复发、转移的一种重要手段。目前临床相关研究表明18F-FDG PET/CT显像应用于甲状腺癌诊治时，癌细胞摄取FDG的情况与血清Tg及TSH水平有相关性，虽然目前其关系还存在争议，但多数研究者已经认可癌细胞对FDG的摄取与血清Tg及TSH水平成正相关。
综上所述，Galectin-3、HBME-1的表达水平对鉴别甲状腺良恶性结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还存在争议；而其对甲状腺癌的淋巴结或远处转移及患者预后评估等方面的价值知之甚少，需要进一步研究。18F-FDG PET/CT显像因其为解剖图像及功能图像的有效融合，对甲状腺癌的诊断敏感性及特异性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由于其自身存在特异性较低的问题，对于炎症、外伤等代谢较高的病灶可出现假阳性，因此在应用18F-FDG PET/CT显像对甲状腺癌进行诊治时需要结合病史及其他辅助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估。关于将甲状腺癌肿瘤标记物(Galectin-3、HBME-1)的免疫表达与18F-FDG显像相结合对甲状腺癌进行研究，例如甲状腺癌肿瘤标记物与18F-FDG显像两者之间有无关系，两者联合能否提高对甲状腺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及预后评估的准确性等，目前国内外还未见相关文献报道，值得探索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