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黄斑水肿（DME）是导致糖尿病患者视力丧失的最主要原因，其发病机制复杂，临床治疗效果欠佳。DME对视力危害极大，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其相关病理机制也越来越明确，治疗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近年来眼内液细胞因子检测技术快速发展，对DME的机制提供了更加合理的阐释以及使治疗方案的选择更加合理化。但眼内液的获取为有创操作，存在一定的感染风险，若能将眼内液中相关的细胞因子水平与其相关的影像学指标结合起来，则能为DME的治疗和预后监测提供更好的选择，减少有创操作风险，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去探索其相关性。
引用本文： 曾国强, 钟键波, 张怡, 叶佰康, 窦晓燕, 蔡莉. 眼内液细胞因子检测在糖尿病黄斑水肿中临床意义的研究进展. 中华眼底病杂志, 2024, 40(8): 651-655. doi: 10.3760/cma.j.cn511434-20240305-00090 复制
黄斑水肿（ME）是黄斑内液体容量的异常增加，是视网膜血管性疾病中最严重且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中糖尿病ME（DME）不仅可造成视力严重下降，严重者将使黄斑区视网膜缺血缺氧，最终导致不可逆性的结构损伤[1]。在生理条件下，视网膜液体的出入受到严格的调节，使视网膜处于相对透明和脱水的状态，这是维持组织透明和光线传输的必要条件，当液体的流入大于流出时就会出现ME[2]。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是最常见的视网膜血管性疾病，年发病率为2.2%～12.7%，年进展率为3.4%～12.3%[3]。随着DR的发病率越来越高，DME的发生率及其危害程度越来越严重，对DME做出早期诊断并判断影响视力预后的危险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诊断和判断DME严重程度的主要检查包括眼底照相、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和光相干断层扫描（OCT）等，但屈光间质混浊会影响影像学检查的准确性，且影像学检查不能直接反映DME的原因，临床选择治疗方案时存在一定盲目性。眼内液包括房水、玻璃体液、视网膜下液及脉络膜上腔积液等[4]。由于血视网膜屏障（BRB）的存在，眼内液相较于血清能更好地反映眼内的真实情况。随着眼内液细胞因子检测技术准确性和特异性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表明，合理的应用眼内液细胞因子检测技术对于DME的早期诊断、发病机制研究和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5]。现就眼内液细胞因子检测在DME中临床意义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DME发生机制
DR是最常见的视网膜血管性疾病，其早期无自觉症状，当病变累及到黄斑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损害，而在糖尿病患者中最常见的视力损害原因是DME，约占视力丧失患者的3/4。DME的发病机制主要是BRB的破坏，导致血浆等液体在细胞间隙集聚。细胞因子、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炎症、高血糖和视网膜周细胞丢失水平升高等导致视网膜内皮细胞通透性改变和BRB破裂[6-7]。
1.1 BRB的破坏
BRB严格地调节视网膜内液体的出入、电解质的平衡，BRB的破坏会导致液体在视网膜各层间堆积。血视网膜外屏障是由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其间的闭合小带组成，位于有窗口的脉络膜毛细血管和外视网膜之间。血视网膜内屏障由视网膜毛细血管内皮细胞间的闭合小带和壁内周细胞形成，防止分子从视网膜毛细血管渗漏。血视网膜内屏障的紧密程度取决于内皮细胞的连接、正常的基底膜和位于外壁的周细胞的完整性。视网膜细胞连接破裂、视网膜周细胞的丢失和基底膜增厚可引发糖尿病患者BRB破坏[2]。
1.2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
在缺氧条件下，VEGF在缺氧诱导因子1α的调节下表达水平增加。VEGF能通过使细胞间紧密连接中的闭合小带-1和闭合蛋白的排列发生变化和磷酸化增加等机制增加血管内皮细胞的通透性，导致BRB的破坏[8]。研究表明，DME患者房水中VEGF的表达水平随着DR严重程度而增加，玻璃体腔内VEGF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与ME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9]。Ra等[10]研究报道47例不伴有DME及玻璃体积血的增生型DR（PDR）患者，结果发现患眼房水中VEGF的表达水平与视网膜无灌注区（NPA）面积呈正相关。
1.3 炎症因子
部分DME患者对抗VEGF药物治疗不敏感，这表明可能还有其他因素或细胞因子参与了DME的发生。研究表明，对抗VEGF药物治疗无效的DME患者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后，房水中VEGF表达水平降低，但是炎症因子，如单核细胞趋化蛋白（MCP-1）、细胞间黏附因子（ICAM-1）、白细胞介素（IL）-6、IL-8等依然处于高表达水平状态[11]。DME患者的胎盘生长因子（PI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IL-10、血管黏附因子、诱导蛋白-10（IP-10）和促红细胞生成素等细胞因子表达水平也升高，并且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机制[12-13]。Lee等[14]研究表明，较大NPA面积的PDR患者房水中的炎性细胞因子，如IL-10、IL-1β、IL-6、IL-8、MCP-1、肿瘤坏死因子-α表达水平增加，这提示炎症可能是抑制无灌注性PDR的靶点。OCT检查相关指标的改变可能反映眼内液中细胞因子的变化。研究表明，基线时的黄斑视网膜中心凹黄斑厚度、黄斑容积、强反射信号（HF）数量以及外界膜和椭圆体带（EZ）的完整性在浆液性视网膜脱离（SRD）、囊样ME及弥漫性ME中存在显著差异，外界膜和EZ连续性中断的患者房水中IP-10、MCP-1的水平较高，HF数量与房水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相关。DME患者OCT检查可见SRD或大量的强反射病灶（HRF），这提示可能眼内炎症因子水平较高[15-16]。因此OCT的形态特征、定量指标及FFA相关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眼内VEGF及细胞因子的水平，并且可能用于指导治疗方案的选择。目前大部分为回顾性研究，且体外指标不全面，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些都为日后的研究和治疗选择提供了方向。
2 DME的治疗与眼内液细胞因子检测
玻璃体腔内注药是目前治疗DME的主要方法之一，但临床选择药物治疗方案时存在一定盲目性。
2.1 抗VEGF药物治疗
VEGF涉及DME发生的多个相关机制，包括促进新生血管的形成、蛋白酶的表达、内皮细胞的增殖和迁移等[16]。根据上述病理机制，VEGF的表达水平与DME的严重程度相关。近年来抗VEGF治疗已成为DME的一线治疗方式，临床上主要包括贝伐单抗、雷珠单抗、阿柏西普以及康柏西普，其主要通过抑制和减少VEGF表达来发挥作用，其中阿柏西普为VEGF和PIGF双作用靶点，不仅能减少VEGF的表达，也能通过抑制PIGF通道，从而减少ICAM-1、IL-8等炎症因子的表达[13, 17-18]。然而并非所有患者对于抗VEGF药物的治疗反应都灵敏，一些药物错误选择和预后管理的不重视可能导致难治性ME[19]。研究报道，83例DME患者，房水VEGF表达水平高、OCT检查中HF数量多、EZ明显中断的患者对抗VEGF药物治疗反应相对更为敏感[20]。研究报道，视网膜静脉阻塞（RVO）继发ME患眼房水中VEGF、MCP-1、IL-6、IL-8表达水平相较于正常对照者显著升高且与中央视网膜厚度（CRT）、ME呈正相关[21]。因此对于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和预后监测指标成为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2.2 糖皮质激素治疗
研究发现，在小鼠动物模型中白细胞诱导的炎症状态与DR导致的视力丧失直接相关[22]。近年来由于眼内液检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明了RVO-ME和DME等视网膜血管性疾病的发生不仅与VEGF相关，IL-1、IL-6、IL-8、IL-10、IL-12、IL-13、MCP-1、ICAM-1等炎症相关因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7, 12-13, 23]。而糖皮质激素可以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下调VEGF表达水平、降低血管通透性以减少渗漏等。研究表明，糖皮质激素治疗后IL-6、MCP-1、IP-10、ICAM-1等炎症细胞因子表达水平降低[24-26]。Toto等[27]研究发现，玻璃体腔植入地塞米松缓释剂1个月后，DME患者视网膜浅层毛细血管丛的毛细血管密度及NPA面积显著减少。然而长期使用所导致的继发性青光眼、继发性白内障等副作用限制了其使用。近年来玻璃体内糖皮质激素植入物可以通过逐步、缓释的方式来达到治疗效果，显著减少副作用，已成为抗VEGF后的二线治疗方式[28]。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表明，玻璃体腔注射糖皮质激素对DME患者治疗有效[23]。这表明除了VEGF，其他相关炎性细胞因子都可能在DME的发生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相关的细胞因子都可能是DME的潜在治疗靶点。
2.3 联合治疗
目前，随着对DME研究的深入，其治疗方式可能也不再仅限于单一选择，而ME的治疗和管理也很复杂，可能需要多种治疗方法联合使用。研究表明，难治性ME患者联合玻璃体腔注射曲安奈德和贝伐单抗联合治疗难治性ME3个月后视力提高，CRT厚度降低[29]。研究表明，单独玻璃体腔内注射抗VEGF药物相比，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联合玻璃体腔注射糖皮质激素治疗似乎没有提供额外的视觉益处，反而会导致白内障的发展率增加、眼压升高[30]。尽管抗VEGF药物的治疗效果是显著的，但并不能降低新生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因此在抗VEGF药物治疗的同时可能需要进行全视网膜激光光凝治疗[13]。ME的发病机制是复杂的，联合治疗的有效性及潜在副作用的增加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病理机制并根据患者个体差异性以优化治疗方案。
2.4 新兴治疗
使用微针在脉络膜上腔给药糖皮质激素也可以增加视网膜的药物浓度，同时减少眼压的升高以及继发性白内障的发生[31]。研究发现，在高血糖条件下血管生成素-2（Ang-2）表达上调，会增加视网膜血管的通透性。法瑞西单抗为一种能结合Ang-2和VEGF-A的新型双特异性抗体，能够减少病变部位血管和神经元的丢失、降低血管通透性以此减轻视网膜水肿[32]。血管内皮蛋白络氨酸磷酸酶抑制剂（AKB-9778）可激活内膜内皮细胞激酶受体来降低视网膜血管的通透性[33]。这些新兴的治疗方式表明ME机制的复杂性，需未来要更多有效的方式去探索其病理机制。新兴治疗也为视网膜血管性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还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去进一步的验证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3 眼内液细胞因子检测的未来发展
随着分子检测技术和设备的进步，眼内液检测已被纳入《中国葡萄膜炎诊疗中眼内液检测专家共识等眼底病专家共识和指南》、《眼内液病毒核酸检测流程及临床规范化应用专家共识》中[34-35]。其主要应用于急性视网膜坏死、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眼内淋巴瘤、眼弓形虫病等感染性眼底疾病和伪装综合征的诊断和治疗，也可应用于DR及RVO等发病机制的研究。根据眼内液细胞因子的检测结果选择对应治疗方案，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5]。研究报道，对于继发于成人型Coats病的难治性ME，检测VEGF和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有助于临床医生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36]；对于抗VEGF药物治疗无效的RVO-ME患者，根据房水细胞因子检测结果给予玻璃体腔注射糖皮质激素治疗，其解剖及功能学的改善良好[37]。但眼内液细胞因子检测的单次检测结果往往只能作为下次治疗的参考基线，若能直接根据细胞因子的结果进行治疗方式的选择，可能有更好的治疗效果。此外，目前眼内液主要通过前房穿刺手术、玻璃体吸引手术等有创方式获取[38]。根据细胞因子检测结果再进行治疗方式的选择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以及增加感染等风险。因此如果能将DME患眼眼内液中的相关细胞因子结果与临床上现有的眼科相关检查的指标，如最佳矫正视力、CRT、HRF、中心凹无血管区、血管密度、NPA及血液学等指标结合，并且通过相关检查结果进行相关细胞因子水平预测，这样就能以无创、简便、快捷的方式指导治疗药物以及预后监测指标的选择[10, 14, 39]。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利用生物传感器技术，未来的眼内液检测方法可能能够更快速、精准地检测眼部疾病相关的生物标志物，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更多信息，从而更好地指导个性化治疗方案[40]。
4 小结与展望
DME对视力危害极大，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其相关病理机制也越来越明确，治疗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近年来眼内液细胞因子检测技术快速发展，对DME的机制提供了更加合理的阐释以及使治疗方案的选择更加合理化。但眼内液的获取为有创操作，存在一定的感染风险，若能将眼内液中相关的细胞因子水平与其相关的影像学指标联系起来，则能为DME的治疗和预后监测提供更好的选择，减少有创操作风险，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去探索其相关性。
黄斑水肿（ME）是黄斑内液体容量的异常增加，是视网膜血管性疾病中最严重且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中糖尿病ME（DME）不仅可造成视力严重下降，严重者将使黄斑区视网膜缺血缺氧，最终导致不可逆性的结构损伤[1]。在生理条件下，视网膜液体的出入受到严格的调节，使视网膜处于相对透明和脱水的状态，这是维持组织透明和光线传输的必要条件，当液体的流入大于流出时就会出现ME[2]。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是最常见的视网膜血管性疾病，年发病率为2.2%～12.7%，年进展率为3.4%～12.3%[3]。随着DR的发病率越来越高，DME的发生率及其危害程度越来越严重，对DME做出早期诊断并判断影响视力预后的危险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诊断和判断DME严重程度的主要检查包括眼底照相、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和光相干断层扫描（OCT）等，但屈光间质混浊会影响影像学检查的准确性，且影像学检查不能直接反映DME的原因，临床选择治疗方案时存在一定盲目性。眼内液包括房水、玻璃体液、视网膜下液及脉络膜上腔积液等[4]。由于血视网膜屏障（BRB）的存在，眼内液相较于血清能更好地反映眼内的真实情况。随着眼内液细胞因子检测技术准确性和特异性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表明，合理的应用眼内液细胞因子检测技术对于DME的早期诊断、发病机制研究和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5]。现就眼内液细胞因子检测在DME中临床意义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DME发生机制
DR是最常见的视网膜血管性疾病，其早期无自觉症状，当病变累及到黄斑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损害，而在糖尿病患者中最常见的视力损害原因是DME，约占视力丧失患者的3/4。DME的发病机制主要是BRB的破坏，导致血浆等液体在细胞间隙集聚。细胞因子、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炎症、高血糖和视网膜周细胞丢失水平升高等导致视网膜内皮细胞通透性改变和BRB破裂[6-7]。
1.1 BRB的破坏
BRB严格地调节视网膜内液体的出入、电解质的平衡，BRB的破坏会导致液体在视网膜各层间堆积。血视网膜外屏障是由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其间的闭合小带组成，位于有窗口的脉络膜毛细血管和外视网膜之间。血视网膜内屏障由视网膜毛细血管内皮细胞间的闭合小带和壁内周细胞形成，防止分子从视网膜毛细血管渗漏。血视网膜内屏障的紧密程度取决于内皮细胞的连接、正常的基底膜和位于外壁的周细胞的完整性。视网膜细胞连接破裂、视网膜周细胞的丢失和基底膜增厚可引发糖尿病患者BRB破坏[2]。
1.2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
在缺氧条件下，VEGF在缺氧诱导因子1α的调节下表达水平增加。VEGF能通过使细胞间紧密连接中的闭合小带-1和闭合蛋白的排列发生变化和磷酸化增加等机制增加血管内皮细胞的通透性，导致BRB的破坏[8]。研究表明，DME患者房水中VEGF的表达水平随着DR严重程度而增加，玻璃体腔内VEGF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与ME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9]。Ra等[10]研究报道47例不伴有DME及玻璃体积血的增生型DR（PDR）患者，结果发现患眼房水中VEGF的表达水平与视网膜无灌注区（NPA）面积呈正相关。
1.3 炎症因子
部分DME患者对抗VEGF药物治疗不敏感，这表明可能还有其他因素或细胞因子参与了DME的发生。研究表明，对抗VEGF药物治疗无效的DME患者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后，房水中VEGF表达水平降低，但是炎症因子，如单核细胞趋化蛋白（MCP-1）、细胞间黏附因子（ICAM-1）、白细胞介素（IL）-6、IL-8等依然处于高表达水平状态[11]。DME患者的胎盘生长因子（PI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IL-10、血管黏附因子、诱导蛋白-10（IP-10）和促红细胞生成素等细胞因子表达水平也升高，并且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机制[12-13]。Lee等[14]研究表明，较大NPA面积的PDR患者房水中的炎性细胞因子，如IL-10、IL-1β、IL-6、IL-8、MCP-1、肿瘤坏死因子-α表达水平增加，这提示炎症可能是抑制无灌注性PDR的靶点。OCT检查相关指标的改变可能反映眼内液中细胞因子的变化。研究表明，基线时的黄斑视网膜中心凹黄斑厚度、黄斑容积、强反射信号（HF）数量以及外界膜和椭圆体带（EZ）的完整性在浆液性视网膜脱离（SRD）、囊样ME及弥漫性ME中存在显著差异，外界膜和EZ连续性中断的患者房水中IP-10、MCP-1的水平较高，HF数量与房水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相关。DME患者OCT检查可见SRD或大量的强反射病灶（HRF），这提示可能眼内炎症因子水平较高[15-16]。因此OCT的形态特征、定量指标及FFA相关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眼内VEGF及细胞因子的水平，并且可能用于指导治疗方案的选择。目前大部分为回顾性研究，且体外指标不全面，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些都为日后的研究和治疗选择提供了方向。
2 DME的治疗与眼内液细胞因子检测
玻璃体腔内注药是目前治疗DME的主要方法之一，但临床选择药物治疗方案时存在一定盲目性。
2.1 抗VEGF药物治疗
VEGF涉及DME发生的多个相关机制，包括促进新生血管的形成、蛋白酶的表达、内皮细胞的增殖和迁移等[16]。根据上述病理机制，VEGF的表达水平与DME的严重程度相关。近年来抗VEGF治疗已成为DME的一线治疗方式，临床上主要包括贝伐单抗、雷珠单抗、阿柏西普以及康柏西普，其主要通过抑制和减少VEGF表达来发挥作用，其中阿柏西普为VEGF和PIGF双作用靶点，不仅能减少VEGF的表达，也能通过抑制PIGF通道，从而减少ICAM-1、IL-8等炎症因子的表达[13, 17-18]。然而并非所有患者对于抗VEGF药物的治疗反应都灵敏，一些药物错误选择和预后管理的不重视可能导致难治性ME[19]。研究报道，83例DME患者，房水VEGF表达水平高、OCT检查中HF数量多、EZ明显中断的患者对抗VEGF药物治疗反应相对更为敏感[20]。研究报道，视网膜静脉阻塞（RVO）继发ME患眼房水中VEGF、MCP-1、IL-6、IL-8表达水平相较于正常对照者显著升高且与中央视网膜厚度（CRT）、ME呈正相关[21]。因此对于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和预后监测指标成为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2.2 糖皮质激素治疗
研究发现，在小鼠动物模型中白细胞诱导的炎症状态与DR导致的视力丧失直接相关[22]。近年来由于眼内液检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明了RVO-ME和DME等视网膜血管性疾病的发生不仅与VEGF相关，IL-1、IL-6、IL-8、IL-10、IL-12、IL-13、MCP-1、ICAM-1等炎症相关因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7, 12-13, 23]。而糖皮质激素可以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下调VEGF表达水平、降低血管通透性以减少渗漏等。研究表明，糖皮质激素治疗后IL-6、MCP-1、IP-10、ICAM-1等炎症细胞因子表达水平降低[24-26]。Toto等[27]研究发现，玻璃体腔植入地塞米松缓释剂1个月后，DME患者视网膜浅层毛细血管丛的毛细血管密度及NPA面积显著减少。然而长期使用所导致的继发性青光眼、继发性白内障等副作用限制了其使用。近年来玻璃体内糖皮质激素植入物可以通过逐步、缓释的方式来达到治疗效果，显著减少副作用，已成为抗VEGF后的二线治疗方式[28]。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表明，玻璃体腔注射糖皮质激素对DME患者治疗有效[23]。这表明除了VEGF，其他相关炎性细胞因子都可能在DME的发生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相关的细胞因子都可能是DME的潜在治疗靶点。
2.3 联合治疗
目前，随着对DME研究的深入，其治疗方式可能也不再仅限于单一选择，而ME的治疗和管理也很复杂，可能需要多种治疗方法联合使用。研究表明，难治性ME患者联合玻璃体腔注射曲安奈德和贝伐单抗联合治疗难治性ME3个月后视力提高，CRT厚度降低[29]。研究表明，单独玻璃体腔内注射抗VEGF药物相比，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联合玻璃体腔注射糖皮质激素治疗似乎没有提供额外的视觉益处，反而会导致白内障的发展率增加、眼压升高[30]。尽管抗VEGF药物的治疗效果是显著的，但并不能降低新生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因此在抗VEGF药物治疗的同时可能需要进行全视网膜激光光凝治疗[13]。ME的发病机制是复杂的，联合治疗的有效性及潜在副作用的增加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病理机制并根据患者个体差异性以优化治疗方案。
2.4 新兴治疗
使用微针在脉络膜上腔给药糖皮质激素也可以增加视网膜的药物浓度，同时减少眼压的升高以及继发性白内障的发生[31]。研究发现，在高血糖条件下血管生成素-2（Ang-2）表达上调，会增加视网膜血管的通透性。法瑞西单抗为一种能结合Ang-2和VEGF-A的新型双特异性抗体，能够减少病变部位血管和神经元的丢失、降低血管通透性以此减轻视网膜水肿[32]。血管内皮蛋白络氨酸磷酸酶抑制剂（AKB-9778）可激活内膜内皮细胞激酶受体来降低视网膜血管的通透性[33]。这些新兴的治疗方式表明ME机制的复杂性，需未来要更多有效的方式去探索其病理机制。新兴治疗也为视网膜血管性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还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去进一步的验证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3 眼内液细胞因子检测的未来发展
随着分子检测技术和设备的进步，眼内液检测已被纳入《中国葡萄膜炎诊疗中眼内液检测专家共识等眼底病专家共识和指南》、《眼内液病毒核酸检测流程及临床规范化应用专家共识》中[34-35]。其主要应用于急性视网膜坏死、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眼内淋巴瘤、眼弓形虫病等感染性眼底疾病和伪装综合征的诊断和治疗，也可应用于DR及RVO等发病机制的研究。根据眼内液细胞因子的检测结果选择对应治疗方案，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5]。研究报道，对于继发于成人型Coats病的难治性ME，检测VEGF和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有助于临床医生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36]；对于抗VEGF药物治疗无效的RVO-ME患者，根据房水细胞因子检测结果给予玻璃体腔注射糖皮质激素治疗，其解剖及功能学的改善良好[37]。但眼内液细胞因子检测的单次检测结果往往只能作为下次治疗的参考基线，若能直接根据细胞因子的结果进行治疗方式的选择，可能有更好的治疗效果。此外，目前眼内液主要通过前房穿刺手术、玻璃体吸引手术等有创方式获取[38]。根据细胞因子检测结果再进行治疗方式的选择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以及增加感染等风险。因此如果能将DME患眼眼内液中的相关细胞因子结果与临床上现有的眼科相关检查的指标，如最佳矫正视力、CRT、HRF、中心凹无血管区、血管密度、NPA及血液学等指标结合，并且通过相关检查结果进行相关细胞因子水平预测，这样就能以无创、简便、快捷的方式指导治疗药物以及预后监测指标的选择[10, 14, 39]。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利用生物传感器技术，未来的眼内液检测方法可能能够更快速、精准地检测眼部疾病相关的生物标志物，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更多信息，从而更好地指导个性化治疗方案[40]。
4 小结与展望
DME对视力危害极大，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其相关病理机制也越来越明确，治疗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近年来眼内液细胞因子检测技术快速发展，对DME的机制提供了更加合理的阐释以及使治疗方案的选择更加合理化。但眼内液的获取为有创操作，存在一定的感染风险，若能将眼内液中相关的细胞因子水平与其相关的影像学指标联系起来，则能为DME的治疗和预后监测提供更好的选择，减少有创操作风险，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去探索其相关性。